三、美英财政学书名之变化
在大致相同的体系结构和分析对象下，人们使用若干英语词组来命名其财政学著作，其中“Public Finance”是百余年来最为广泛和普遍使用的书名．进一步看，第一本的英语财政学即巴斯塔布尔的专著，采用的就是此书名；而最新版的英语财政学，即罗森（Rosen，H.S.）《公共财政学》1995年的第五版，也采用的此书名。
第二，詹森（Jensen，J.P.）1937年的财政学书名为《GovernmentFinance》（《政府财政》）。类似书名在以后西方财政学中时有出现。该名称明确地将财政以“政府”来界定和概括，显然是远比阿当斯的书名要准确得多。但Government与Public作为不同的词，用来界定财政总会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作者对财政的不同看法。西方财政学大多数作者最终选择的是Public这个词，从而Government Finance未能成为西方财政学主流书名，这表明了大多数西方财政学作者更多地是从“公共”（Public）而不是从“政府”（Government）的角度，来概括与分析财政问题的。
第三，约翰森（Johansan，L.）1965年出版了《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一书，代表着另一与Public Finanoce较具竞争力的财政学书名的正式出现，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此时财政理论的重大变化。对此，马斯格雷夫指出，财政理论研究“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取得的新进展，为公共财政学进一步向公共部门经济学转变作出了贡献。而这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论这一新理论，它或许已成为财政经济学的最中心问题。”〔2〕杜鄂于1968 年在其财政学第四版时，将书名从原来的《Government Finance:An Economic Analysis》改为《Government Finance: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此后，以Public Economics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 以及类似的书名不断涌现，其中如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htz，J.E）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奥尔贝克（Auerbach，A.J. ）和菲尔德斯汀（Feldstein，M.）主编的《公共经济学手册》（上、下册）等，在西方财政学界还有很大的影响和声誉。由于该名称的出现是西方财政学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产物，因而采用该名称的作者们显然是在有别于旧财政学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在目前的西方财政学界，人们大体上是将Public Finance与Public Economics这两个词组在相等同的意义上看待的，
对此，布朗和杰克逊指出， “在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里，公共部门经济学仍在‘公共财政学’的标题下被教授。然而，在该领域历史中，公共财政学曾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狭窄的研究领域，其研究仅集中在预算的税收方面。公共部门经济学是更为一般性的，它承认了从公共财政学向‘公共抉择论’的过渡，从而将预算的公共支出与税收两方面联合起来。”（Brown and Jackson，1978，PP7－8）
这一问题，前文关于西方财政学体系结构问题时已有所涉及，在此具体说明之。
首先是关于公共产品论的引入财政学中，并且内容不断丰富和扩充。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及其相关的林达尔模型、萨缪尔逊模型，纯公共产品、非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等，也陆续进入财政学中，形成西方财政学中占有相当篇幅的内容之一。它大大地丰富了西方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和公共支出部分的篇幅和理论深度，引起了西方财政学根本思路从“政府收支”向“公共经济”的转化。此时不仅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产品供应而提供费用，而且税收也被从价值理论上证明是人们享受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使得整个财政学的支出和收入部分从根本上围绕着公共产品问题来展开，从而公共产品论成为西方财政学的核心理论。
接下来，是社会抉择论在1960年代开始成为西方财政学的新内容。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上个世纪末已提出了某些关于社会抉择的基本思路，而美英学术界则于1940年代开始出现有关社会抉择的论文，1950年代这类论文进一步增多。这些，终于导致了社会抉择论进入财政学的结果。在这时期，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出现了社会抉择论的内容，并且逐步补充进了单峰偏好，中间投票者模型，利益集团、政党、官僚的行为和影响等内容，形成西方财政学中又一占有相当篇幅的内容。对此，人们甚至认为，公共抉择论进入财政学，是引起公共财政学向公共部门经济学转变的原因。（Brown andJackson，1978，PP7－8）
此外，百余年来西方财政学在支出方面增加的主要内容还有：（1）成本—效益分析；（2）社会保障支出。
在公共收入方面，西方财政学的内容变化相对要小一些，其主要有：
首先是政府收入中具有君主半个人收入性质的内容消失了。
税收是西方财政学自诞生以来始终占重要地位的内容，本世纪中叶，随着公共产品论等进入财政学，税收的独占地位虽已逐步丧失，但仍是主要内容，占据的篇幅仍然是最大的。
早期的西方财政学，吸收了西方意义上的古典学派当时在税收理论上所达到的成就，使一开始的西方财政学的税收内容就具有相当的理论性。在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中，就从理论上对最佳税制的特征、税收负担及其分布、税收对生产和分配的效应，以及税制的经济观等问题作了分析。同时，新福利经济学认为个人主观效用函数能够经由政治程序进入社会福利函数中，从而可作为评价税收和其他政府政策的分配效应的工具和手段等主张，也逐步成为西方财政学的内容。
另外，百余年来西方国家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一个由产品税、财产税为主，转向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为主，或占重要地位的过程，从而相应引起西方财政学税收具体内容的变化，这又使得其关于税制原则、税负转嫁与归宿、税制的效率与公平、最佳税制等的理论分析，也进一步结合着这些新税种作了分析和说明。
简单概括： 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公共财政理论》一书，论述了政府经济学的主要问题；1964年，瑟奇·克里斯多芬·科尔姆出版了《政府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述》；1965年，列夫·约翰森出版了《公共经济学》。60年代以后，政府经济学学会相继成立，反映这门学科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政府经济学杂志》（ Journal
1.4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张荐华：开展政府经济学的研究，经济问题探索，昆明，199801，6～9）
政府应怎样发挥职能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促进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呢？这是政府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政府经济学是以政府行为、政府职能及其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科。
我们可以把政府行使职能的总体目标归纳为三个方面：有效配置资源，增进人民福利，维护社会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现这三个目标，政府必须以建立适当的制度、采取适当的政策等方式，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参与、干预、调节和监督。因此，政府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1.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即政府在哪些领域必须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应该在什么范围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对市场活动进行干预，等等；
2.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方法和手段，包括以什么方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政策和措施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对市场活动进行监督，等等；
3.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效率，即政府以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参与、干预、调节和监督市场经济活动的效果如何，例如政府实行某项制度、政策或措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等等；
4.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政府职能的调整和转换，即如何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环境的变化，根据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及时调整和转换政府职能，以实现政府的各项目标。
政府经济学既是理论经济学又是应用经济学，它一方面要从理论上说明政府行为、政府活动、政府职能的性质、特征和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政府如何行使职能、如何开展活动、如何规范行为，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1.5公共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张荐华：开展政府经济学的研究，经济问题探索，昆明，199801，6～9）
政府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同带有公共性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为它们提供理论和方法。这类经济学科包括：公共财政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国民经济计划学、资源经济学、国防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公安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等。政府经济学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府行为、政府活动、政府职能及政府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同时，由于政府属于上层建筑，政府的经济活动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政治性质，因而政府经济学同政治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考虑同外国的经济关系，政府同企业、居民一起成为市场经济的三大主体，对三大主体的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三个经济学分支学科：政府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
由于政府经济学既是理论经济学又是应用经济学，同时又属于边缘学科，因而在研究方法、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必须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为止，最为行之有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理论巨著《资本论》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马克思在其中出色地加以运用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叙述方法，也应该成为政府经济学理论叙述的基本方法。同时，政府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借鉴和吸收当代经济学中行之有效的各种方法，例如，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政府行使职能的过程及效果进行分析；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政府行使职能给社会各阶层利益带来的影响作出价值判断，等等。
政府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到很广泛的领域，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影响政府行为及政府职能的不仅包括各种经济因素，而且包括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特别是一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对政府的决策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同时，政府行为还要受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更加增添了政府经济学研究的难度，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经济学是政治性最强的一门政治经济学。
由于政府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又是经济学中最充满矛盾、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所以，政府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十分艰难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论是其理论体系还是其研究方法都有待完善。经济学家科尔姆在论述政府经济学的地位时指出：“它所研究的领域一向是经济学科中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从正面研究还是以迂回曲折和不怎么直接的方式研究：哪些方面必须靠市场？哪些方面必须靠公共部门？如何靠？然而它经常在经济学的边缘探讨，越来越与伦理学、政治学、组织机构研究（公共抉择与制度经济学）相联系，并随着与心理学（‘多维人’）和社会学的有关研究相结合而获得突破。它从事的是关于公共部门的研究，然而为此它必须最为精细周到地分析市场及其问题。它确实别具一格，然而其范围却很难合理地加以规范？例如，它是否包括宏观经济学——它日益成为公共经济学的核心。可是，公共经济学又越来越依赖于对市场失灵的微观分析。它与研究国际市场的国际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在范围上，它很可能包括财政学，然而财政学自有它传统的不同风格，它较少分析。公共经济学还可以扯上公共抉择、社会抉择、宪法理论、‘政治经济学’、官僚政治理论、理论经济学或应用福利经济学、富有意义的收益——成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