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的斯密定理:一个简单框架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

李斌 原创 | 2006-02-27 14:53 | 投票

 一、引  言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一个基础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从欠发达走向发达的经济增长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即不断深化的改革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的不断加强,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从目前的文献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在较早期,主要是对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高增长”的研究。这类研究又分别倾向于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的两方面特征,即一类文献集中于“改革”研究(如Naughton,1994;Mckinnon,1994;Rawski,1996;张军,1997);另一类则强调“发展和增长”特征,注重对“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探讨(如Sachs and Woo,1994; 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02)。最近几年来,更多文献则开始利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关注增长模型在中国经济中的实证检验、经济收敛、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动态效率变化情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增长率统计的可靠性等问题(如蔡肪等,2002;沈坤荣等,2002;刘强,2001;舒元等,2002;樊纲等,2002;张军等,2003;袁志刚等,2003; Rawski,2001),同时探讨一些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金融发展、财政分权、收入分配等等(Qian,Y. et al.,1996;谈儒勇,1999;武剑,2000;林毅夫等,2003)。此外,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变化,对这一现象寻求增长层面的解释也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张军(2002)借助Solow和Dension的基本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资本的过快积累引起的资本收益率下降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应简单理解为短期总需求不足的结果;易纲等(2003)则从中国转轨和企业体制的特殊性入手,强调金融控制的变化对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来解释近些年“宏观好,微观不好”的有趣现象。
丰富的研究文献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帮助。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研究提供基础,而是理论研究决定我们可观察到什么”,我们注意到现有研究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和一些制度经济学的思想,主流理论的一些固有缺陷决定了利用这一理论观察中国经济增长时可能产生的局限。本文试图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古典的经济发展思想来解释和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丰富对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理解。
很显然,相对于以资源配置为中心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更关注于增长和发展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而当代经济学发展也越来越承认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如Lewis,1988;Sen,1988;Sachs and Yang,2001)。我们发现,围绕斯密定理,后经杨格(A.Young)、科斯以及斯蒂格勒等人在各自不同领域的拓展,古典经济理论形成了一条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完整思路。这一框架至少包括对三方面问题的研究:一是财富增长与报酬递增的根源;二是报酬递增与经济增长自我繁殖、自我实现的机制;三是这种机制得以运转的基础和制约其演进速度与方向的因素。相比较而言,新古典理论试图用规模经济的方法解释前两个问题,对第三个问题避而不谈;新制度经济学关注于第三个问题,但对前两个问题却涉及不多。从一定程度上说,强调专业化分工自我演进机制的斯密定理及其拓展弥补了主流理论的一些重要缺陷,提供了更丰富的发展思想。
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需求被作为短期因素考虑,而供给则被作为长期因素纳入增长理论的视野中。在对中国宏观增长问题的研究中,供给和需求往往被分割开来,分别放入两个领域来分析经济增长和宏观波动问题。斯密定理的拓展则提供了将两者相结合观察宏观经济增长的视角与方法,而这一方法亦可将众多已有研究融合在一起。而我们发现,这一方法可能是更一般的经济增长研究方法。古典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这些优势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思想进行整理,并运用其方法来解释和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本文分七部分来完成这一任务: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对斯密—杨格—科斯框架进行理论分析,阐释这一框架的基本构成与内容;在第五和第六部分,我们运用上述框架提供的基本方法解释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支配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变化的基本机制,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对一些基本事实进行计量观察;第七部分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总结。

                      二、对新古典方法的考察
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斯密给出了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三点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技能因业专而日进;二是能够节约工作转换中的劳动时间;三是有利于机器的发明与采用。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将分工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特有的交易倾向,这种分工基础上的互相交易会“产生普遍富裕”,斯密将此视为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根源,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专业化和分工发展的过程。从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斯密关于经济增长根源的这一深刻认识还无人能出其右,也从没有过对此有力的批驳意见和能够证伪的经验材料出现,它被当作普遍公认的定理存在于经济学理论中。斯密关于“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大小”的观点同样的富有深刻含义,它被杨格(1928)称作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而杨格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斯密定理进行了拓展,揭示了分工自我演进的内生机制。另一方面,斯密定理中对“市场大小取决于运输条件”的认识事实上已经为未来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埋下了伏笔和提供了启示,“运输条件”实际是交易费用思想的初步表达,这又构成了斯密定理在另一个方向上的重要拓展。进一步可以看出,在斯密看来,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合作行为,而合作问题本质上是制度安排及其变迁问题。斯密定理本身就是和报酬递增、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贾根良,1999)。“清泉有故源,嘉禾有旧根”,现代经济学在很多重要方面的发展都可以在《国富论》以及斯密定理中寻到源头或者觅见踪影。
但是,经济学在逐步走上精细化和形式化道路的时候,遇到了经济思想与数学工具之间取舍的两难冲突。由于不能处理角点解问题,马歇尔选择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假定,建立起了一般均衡的新古典框架(杨小凯,1998)。马歇尔也继承了斯密《国富论》中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思想,但却不能将其形式化,但他仍然试图在新古典框架中处理报酬递增问题。在其《经济学原理》的第四篇,马歇尔对他的报酬递增观点作了总结,这包括:(1)规模效应带来的报酬递增可能是外部的或内部的;(2)自然起作用的生产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起作用的生产显示了报酬递增的倾向;(3)“报酬递增率可以这样来表达,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导致组织优化,这又会提高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简言之,“报酬递增是努力、牺牲的数量与产量之间的一种关系”。为了能够处理报酬递增问题,马歇尔采取的办法是将规模经济的概念引入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将其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当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而提高时,就称存在内部规模经济,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个经济或一个部门规模的提高而提高。外部规模经济的实质是正的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马歇尔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会导致垄断,从而打破完全竞争的假设,所以马歇尔试图用外部规模经济这一概念来解释报酬递增。与外部经济紧密相联的另一个概念是“代表性企业”,代表性企业抹杀了不同企业规模的差异,而被规定“我们假想不论任何时候该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① 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产业的扩张,而这种扩张“有些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是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②因此,外部经济的自然增长就成为报酬递增的唯一源泉。
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概念的引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这种处理方法使竞争和报酬递增相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倾向于从社会经济整体或产业的角度理解报酬递增实现机制的观念,而从整体角度进行理解必然要涉及到构成整个经济或产业的代表性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分工、协作。这一概念所包括的经济现象已经接近于当代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所产生的网络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当作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但在马歇尔之后,在研究方法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学家利用规模经济尤其是内部规模经济来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与此相关的理论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如罗默(Romer)和埃蒂尔(Ethier)的一些模型,仍然遵循了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思想的路线,但大多数用的都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概念。这一状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当时斯拉法(1926)通过研究认为,外部经济的概念与局部均衡不相容,只有报酬不变才与完全竞争相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理论界开始接受另一种思想:即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转向垄断竞争的厂商理论。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递增报酬问题的处理,正如杨小凯(Yang, 1991)所指出的,要么假定这种报酬是“外在的”,以便说明厂商规模扩大不会导致收益增加,从而使价格均衡得以成立(即马歇尔曲线);要么违背定价行为理论,而假定厂商运行在一个垄断竞争市场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后,1977年,一个在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都有意义的重要模型诞生,即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S)模型。此后,基于规模经济尤其是内部规模经济的思想又重新兴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埃蒂尔(1982),克鲁格曼(Krugman,1979),贾德(Judd,1985),罗默(1986,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墨菲•谢利夫和维西里(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 1989)等。
    在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模型中,有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产品细分或差异性)之间的两难冲突。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D-S模型的独特方法和有趣结果推动了当代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新发展。例如,从D-S模型中容易看到,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扩大折衷模型中两难冲突的余地,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而,统一大市场形成、贸易范围扩大、国际贸易产生等都会对更高水平均衡的形成有利,使所有人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特别是,人口规模的扩大也会起到相似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人口的增加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显然,这一结论对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因为在马尔萨斯以及索洛(Solow)的理论中,人口增加都被看作了经济增长的抑制因素。D-S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这一模型中,交易双方并没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却由于利用规模经济产生了后天的绝对优势。这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将绝对优势视做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的观点,促使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而且,D-S模型可以内生绝对优势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方法实际上为内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D-S模型之后,贾德(1986)在这个模型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规模经济和消费品种类数两难冲突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两难冲突,从而产生了内生经济增长和消费品种类数的自发演进。埃蒂尔(1979)则将内部规模经济运用到生产领域,将D-S模型中的消费者效用函数改换为生产函数。在他的模型中,新产品的引进能够提高厂商的生产率,而对产品多样化的唯一限制是生产新产品所耗费的固定成本,也即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埃蒂尔就利用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将机器种类数、贸易依存度以及生产率等变量内生。机器种类数的增加与技术的发明、内生的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卢卡斯、罗默以及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1989,1990)等人受到了这一点的启发。卢卡斯和罗默将外生规模经济引入模型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没有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些模型构成了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增长理论的核心部分,这些理论又成为解释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出现的主要理论依据。
从上面的理论回顾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脉络。首先,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从排斥报酬递增改变为容纳报酬递增。索洛模型是一个典型的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排斥报酬递增的模型,因此只能得到一个没有增长的均衡系统,这一系统的增长必须依靠外力的推动。
第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引入报酬递增的主要方式就是引入规模经济,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并可以依此将内生增长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模型采用外部规模经济的形式,强调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因素的积累和外溢效应,这一类模型可以适用于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另一类模型则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运用的主要是内部规模经济的方法,这类模型主要包括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早期的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前一种框架,而后来的模型则更多运用后一种框架。还有一类增长模型也是采用完全竞争的假设,但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其中的代表性模型有琼斯--真野惠里模型(1990)和雷贝洛模型(1991)等。
第三,从当代内生增长理论形成的渊源来看,一方面受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影响,以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运用外部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框架的模型则受到马歇尔外部经济思想的影响,而采用内部经济与垄断竞争框架的模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新贸易理论中D-S模型的启示。最后,内生增长理论中描述增长路径所采用的动态优化决策的方法主要基于拉姆齐(1928)的创造,在数学上这就是变分法,其实质是一种动态的边际分析方法。

                        三、杨格对斯密定理的拓展
运用规模经济解释经济增长虽然是当代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但是这种解释经济增长一般机制的方法并不符合古典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的是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没有使用过规模经济这一概念。这样,在主流的增长理论之外,一批经济学家试图复兴与发展古典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他们以杨格、贝克尔(Becker)、杨小凯、罗森(Rosen)、黄有光等为代表,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研究报酬递增与内生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斯密的《国富论》中同时包含了经济均衡和报酬递增两种思想,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出现了马歇尔这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依循斯密后一种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阿林•杨格(Allyn, Young)。他的代表性论文是发表于1928年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这篇论文成为研究分工与报酬递增问题的经典之作,罗森(Rosen,1983)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研究分工问题的最高成就,而杨小凯(1998)则称杨格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杨格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更深入、系统和科学地揭示了报酬递增的根源及其实现机制。我们认为他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存在逻辑联系几个方面。
首先,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在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对这一点的观察应当从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进行,将产业的运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杨格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报酬递增的自我实现机制。杨格首先克服了斯密的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没有把企业内分工与产业分工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斯密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内的分工,但对整个社会的产业分工及其相互关系和演进的特点却很少论及。杨格指出,斯密“忽略了主要之点,即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了机器的采用。在使用机器,采用间接过程时,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同斯密相比,杨格特别强调了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在实现报酬递增中的重要作用。迂回生产是相对直接生产而言的。人类社会经济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当我们需要去生产某种最终产品时,如果选择先生产某种中间产品,然后通过使用中间产品再去生产最终产品时,效率会得到提高。中间产品的种类数越多,每种产品的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越显著,生产最终产品的效率就会越高,这也正是中国人说“磨刀不误砍柴功”的经济内涵。中间产品的种类数构成了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这被杨格称为生产的迂回度。种类数越多,每种产品的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越显著,生产最终产品的效率就会越高①。
在杨格看来,“分工”这一概念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二是不同专业的种类数;三是生产的迂回度。生产的迂回度是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就会越长。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新机器、新技术的产生和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专业化水平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迂回生产键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增加。而这意味着不断出现新的专业和分工领域,“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的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
由此可以看出,报酬递增的根源一方面来源于每个人专业化程度加深而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这被杨小凯称为专业化经济),就是说当某人生产某种产品时,生产函数显示边际或平均生产率随他在此活动中的专业化水平的上升而增加。每个个体的专业化经济是报酬递增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存在,我们难以想象社会经济会出现报酬递增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仅仅从一个个体或一个产业的角度观察报酬递增的真正根源,因为专业化以及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只是杨格眼中分工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一个个体或一个产业从事某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时,它必然要求与其它个体或产业之间形成相互联系和交换关系,通过产业间的相互协调、合作以及迂回生产链条的不断加长,产生生产最终产品的效率不断提高的效果,这实际上是在专业化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分工经济”的效果,出现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报酬递增现象。①正因此,杨格指出:“通过观察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的规模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如果我们把大规模生产(指大企业或大产业的生产)和大生产对立起来,夸大其在形成报酬递增的一般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相应地看重于单个企业甚至看重于我下面将谈到的单个产业,那么,就会忽略这些经济”。杨格接着给出了理解和观察报酬递增根源的正确视角与方法,即“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说,递增报酬来源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键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也就是现代经济学中所谓的网络效应。因此,递增报酬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网络的基本特征。
杨格还批断了运用内部规模经济处理报酬递增的方法。杨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他认出内部规模经济方法只是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观察问题,每一家特定的企业都像它的竞争伙伴一样,年复一年地生产一种或一组特定的产品,或者某种产品的某个部件,尽管它们不断地扩大产出,但这种产出的变化保持在一定限度的范围之内。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新的产品,新的行业(也即新的分工)就必然会出现。可见,内部规模经济事实上只是在社会分工体系统既定的条件下观察单个企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经济节约,它的前提是社会分工体系或者说经济网络已经形成。内部经济扩大的只是单个企业的规模,但却不能改变既定分工网络模式的构成。 
由此,杨格提出了他对内部经济的第二点看法。他认为:“大规模经营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优势是,它使这类方法变得经济,但是,当它们的收益不能扩散到大量最终产品时,这类方法仍是不经济的”。产业内的一个代表性企业,要保持自己的地位,致力于自己的活动的范围,就要使自己成为纽带或中介,促使产业作为整体所达到的经济、节约传输给市场。这样,“试图从个别企业的成本和这个产品的价格中来研究报酬递增,对研究这个领域来说是徒劳无益的”。可以看出,杨格是由社会经济分工网络以及产业间相互联系的角度审视内部规模经济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化分工,而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①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专业化和分工,有了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插入的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生产环节,才使每个环节上的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新古典的均衡理论中,经济组织结构和分工网络是既定的,人们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单一要素投入的边际贡献递减,试图以此求得经济系统的均衡,但人们又难以回避存在于现实中的企业规模报酬递增这样一个事实。从上文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正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制度既定假设的不现实性,这种不现实性难以掩盖社会经济中不断内生出来的报酬递增现象,内部规模经济正是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递增报酬在均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影子”。当看不到或者试图回避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时,我们能够在新古典理论内部找到的描述报酬递增的工具也许就只有规模经济了。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处理方法,套用张五常(2002)的一句话也许是合适的,这就是,运用规模经济概念,“是高人的发明,其用处是左推右挡,使不明白的世事有个好去处”。②
第二,报酬递增的内生实现机制表现为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即不仅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也决定市场的大小,“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我们认为,真正对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机制或者说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应当至少说明三个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报酬递增产生的真正根源;第二是当试图在模型中内生经济增长与发展时,不应当仅仅将导致报酬递增的因素引入模型,而应当将报酬递增本身在模型中内生。也就是说,要说明报酬递增为什么会在一个经济系统内源源不断的产生,是怎样一种机制导致了报酬递增能够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实现自我繁殖,从而能够不断地内生出来。最后,在这种自我繁殖的循环演进过程中,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演进的方向与速度。在对第二个问题的探讨上,杨格发展了斯密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斯密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缺陷。
在斯密定理中,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则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斯密举了很多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例如“在苏格兰高地那样僻远内地,无论如何,总维持不了一个专门造铁钉的工人。因为他即使一天能制钉一千枚,一年只劳动三百日,也每年能制钉三十万枚。但在那里,一年也销不了他一日的制造额,就是说销不了一千枚”;而“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事实上,斯密在这里所谈的是我们上面所提问题的最后一个方面,也就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报酬递增自我实现的速度的问题。但是斯密却并没有在这个之前明确给出报酬递增得以自我繁殖的机制。斯密看到了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大小这一问题,但正如舒尔茨指出的,市场扩张的条件、起源以及这种扩张中所得到的额外收益问题,斯密并没有解决。贾根良(1999)据此认为,斯密在分工理论上的一处失败就是斯密定理说明的只是“外延式”的发展过程,而在人口不增加(甚至减少)和市场区域既定条件下,“内涵式”的分工发展过程未能得到证明,说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杨格克服了斯密定理的这一缺陷,杨格从其社会经济分工网络角度入手,指出“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而构成大市场的又是什么呢?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年产出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生产的能力,生产的能力又由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来决定。因此,市场和分工就象“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二者相互作用会产生良性累积效应,从而产生报酬递增,出现“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现象。这说明,经济系统内存在着自我发展的内生力量,这种力量是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它来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当分工和市场的相互作用进入良性互动的正反馈圈时,经济增长和递增报酬就不仅仅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张永生,2000)。
第三,供给和需求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供给—需求—供给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分工自我演进的良性循环过程,对供求的分析必须从分工网络效应的角度着眼。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杨格认为这种框架“对于研究报酬递增更广泛的方面看来不是特别有帮助”。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方面,一个人从事某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时意味着他对此种产品的供给和对其它产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量由其供给量来决定,这种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率(reciprocal demand),它说明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当一个经济系统进入良性的循环演进过程,供给会创造出需求,需求又将带动供给。因此,如果离开劳动分工的演进来谈市场的供求,就会得出非常片面的观点,因为由分工和专业化而带来的相互供给与相互需求必须从整个经济分工网络的视角才能观察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种商品供给的增加是对其他商品数量的增加,而且也设想需求的每一点增加都会带来供给的增加,同样,一个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当然,由于不同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不同,某些产业会获得比其他产业更快的增长,而一个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正是分工网络的基本特点。因此,单一企业的规模必须与产业中其它企业的规模相匹配,一个产业的规模也必须与经济中其它产业的规模相适应,不能脱离分工网络的状况而只谈论某一具体企业或产业规模的无限增大,适宜的企业或产业规模由分工网络的状况与发展程度来决定。①厂商规模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工水平的高低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
杨格的另一处思想也很值得注意,这就是他对制约或决定报酬递增自我实现机制演进速度的因素的探讨,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对社会经济发展机制及内生经济增长的阐释就是不够全面的。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亚当•斯密,他在这方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斯密定理的最后一句话,即“市场的范围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斯密的这一思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告诉人们重视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研究的同时,还应注意制约这种增长动力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方向刚好相反,一种向前,一种向后,而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相互牵制决定了现实中的均衡状态,决定了分工网络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程度。另一方面,斯密的这一思想已经为未来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运输的条件”事实上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外生交易费用,而我们知道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导致了整个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杨格同样注意到了经济内生增长制约因素这一问题。他说,“如果进步不受阻碍,没有摩擦,不是部分地取决于试错的过程……。那么,报酬递增的实现是经济的,它将是演进和持续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存在着种种障碍,在杨格看来,这些障碍包括“必须使用的人力”(包括人们的学习费用与时间,新习惯的培养,人口在地理上的重新分布等)、“必要的资本积累时间”、“供给的自然稀缺,限制和无弹性”。
始于斯密定理,后经杨格的进一步的完善与拓展,一幅报酬递增、累积因果、自我演进、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图景已经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虽然杨格将自己的工作谦虚地比作“就像某一年轻的作曲家从一位大师那里借鉴一个主旋律,自己作一些发挥和变动一样”,但他所做出的贡献是相当杰出的。遗憾的是在对内生增长自我实现机制制约力量的研究中,杨格更多关注了技术层面以及一些浅层次的因素。事实上,在杨格一直强调的由于专业化分工以及迂回生产方式而形成的经济网络中,协调网络中各专业化经济单位之间合作、交换等交易关系的正是不同的交易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交易费用水平,从而决定了分工网络发展的速度和所能达到的水平。其实,在斯密“市场范围取决于运输的条件”的思想中,正如张五常(1982)所看到的,如果没有包含运输条件在内的交易费用存在,也就不会出现市场,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可见,杨格在对报酬递增自我实现机制的制约因素问题的分析上,给我们的感觉是始终未能突破那一层白纸,从而未能深入下去。在这一点上,杨格的认识甚至不及斯密来的深刻,这也构成了杨格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当然我们并不能苛求任何理论达到完美的境地。幸运的是,在杨格经典论文发表后的不到十年,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形成,从而构成斯密定理在另一个方向上的重要拓展。
                     
                    四、斯密定理与新制度经济学
分工与交易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本节着重论述交易费用、制度安排、分工网络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科斯定理阐释了关于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科斯定理可以做如下的简单表述:如果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交易费用,那么任何制度在经济绩效上都不会有何差异,因此制度的存在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如果现实的交易中会产生费用,那么不同制度就会带来不同的绩效。① 
制度安排影响经济绩效基于这样一种机制: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中会存在不同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是交易费用的反面,个体之间的交易费用越低,交易效率则越高,反之反是),如果交易效率改善(提高),首先的得益在于个体之间交易费用下降,每个经济主体用于交易的耗费减少,这被黄有光(Ng,2001)称为交易效率改善的直接收益(direct benefit);但交易效率改善最重要的好处来自于间接收益(indirect benefit),即由于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经济主体专业化水平提高和分工网络的扩展。好比甲、乙两地修通了一条道路,这使每个人从甲地到乙地花费的时间与精力都得到节省,这是直接收益;同时,交易效率的提高使甲、乙两地的市场相互联结,扩大了市场范围,从而可以提高分工水平,一些新的专业化领域也会出现,更多的以前不愿在甲、乙两地间跑动进行交易的人也会加入到专业化分工的网络中来,从而使分工网络得以扩展,这就是间接收益。黄有光(2001)指出,新古典理论中与资源配置相联系的边际分析只能研究经济组织结构和分工程度给定条件下的情况,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只能看到交易效率改善所得到的直接收益。例如,在对新兴的电子商务(e-commerce)的作用进行分析的文献中,新古典经济学家(例如Bakos,
2001; Borenstein and Saloner,2001)只将消费者与生产者得自电子商务的好处归结为更低的搜寻成本和更高的竞争程度。在新古典学者的视野中,经济网络的结构与形状都是外生给定的,他们只能观察点与点之间连线上资源流动量的大小变化,而不能看到这一网络范围的扩展以及点与点之间的新的连线的形成。当然,他们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会选择现实中的这一种分工网络结构而不是另一种。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传统的边际方法在分析与制度的有关问题时的确是力不从心的,具有先天的缺陷,如果研究制度演进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时仍然采用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在描述了制度对经济绩效影响的机制后,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进一步理解科斯定理,这个例子来源于将交易费用视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在经济学中的等价物”(Williamson)这样一个定义的启示。设想有若干条长度相同的木板,将每一条木板分别放入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安排不同,交易效率也不同,这类似于每条木板具有不同的平滑程度,摩擦力不同。如果给每条木板的同一位置都放置一辆同样的玩具小车,并施以同样的力量,那么不同木板上的小车向前移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这个距离直接受到摩擦力大小的影响,而且小车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一些磕绊,还有可能会改变前进的方向。表面越平滑的木板上的小车,当然越容易接近木板的顶端。但是,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摩擦力这东西存在,每条木板的摩擦力都为零,那么无论选择哪条木板,无论将小车的初始位置放于木板的哪个位置,只要有一个外力,每辆小车都会最终到达木板的顶端。这意味着不同制度之间不会有最终绩效的差异,产权与制度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这个例子中,小车的前进来自外力推动,如果我们假设小车本身有自己的动力系统,可以自己向前行驶,这类似于经济系统具有内生的增长机制,这时限制经济内生增长演进的方向与速度的就是不同的制度安排与交易效率水平了。当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概念以及科斯定理产生之后,如果不在分析框架中引入交易费用和制度因素,我们就很难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过程,因为没有交易费用和制度因素的增长模型很类似于上面没有摩擦力的木板上的小车,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小车从初始位置到达木板终点的过程是怎样的,无法内生这一过程的速度与行进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只是小车到达终点的状况,但却并不知道小车在到达终点前行进的状况,因为在这样的系统中只有一种向前的力量,而没有相应的向后的制约力量,因此无法通过处理两难冲突的方式找到经济系统某一时点上所处的均衡位置,看到的只能是经济系统在一瞬间到达终点后的状况。例如在著名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S)模型中,人们处理多样化消费偏好与规模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永远是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进行的,我们不能知道这个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其大小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每个垄断性厂商都可以进入这个市场的任何地方向消费者出售产品,不会遇到任何市场进入的“障碍”,因为这个模型中并没有代表这种障碍的变量或参数,因此相互隔绝的地方市场不会在这个模型中出现;这一模型也不能够解释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过程,因为在这里人们选择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在成本上并没有差异,而为什么人们一开始一般不选择国际贸易,而偏要从国内贸易开始呢?D-S模型不能给出答案。可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全球化程度以及分工网络的大小都不可能通过采用此模型的方法来内生。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事实上是一门处理两难冲突(trade 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在作用方向不同的力量中寻找平衡,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中庸”,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种“极端”的状态。例如,“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理想境地,同帕累托最优紧密相联,但是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11s, 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齐美。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最终的均衡结果并不是完全竞争的极端状态,而是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间状态。虽然从传统理论来看,这种中间状态只是一种“次优”,但在现实中它其实就是“最优”,因为那种极端的“最优”状态只是理想环境中的产物,在现实中并不会达到。因此,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最优”实际上也就并不是“最优”了。
现实中的任何经济问题(现象)事实上都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同样会存在上述情况。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交易费用的划分有多种方法,其中有一种划分方法非常重要,这就是将交易费用划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两类。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人们在交易的决策前就能看到的外生决定的费用,它不是由于参与者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经济扭曲的结果。例如运输的费用、通讯的费用等等;内生交易费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概念是指人们为争夺交易中的好处而产生的市场均衡同帕累特最优之间的差别,内生交易费用的来源有两类,在传统的新古典模型中,一般来自垄断、外部效果、公共财等;另一类内生交易费用则源于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例如人们常谈到的欺蒙拐骗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就是一种典型的内生交易费用。在上述两类交易费用中,外生交易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交易制度之外的,它的大小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因素,而不是制度因素,而内生交易费用则与经济制度紧密相联。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做一个拓展,更广义地把内生交易费用理解为某一制度安排下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可能产生的所有成本,是所有参与者都作出决策后才能确定的费用。事实上,交易费用本身就是“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K.Arrow)。而且,既然这种费用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和契约的重新设计使之减少,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诺斯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 1970)开始将由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及其它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相区别,威廉姆森(wi11iamson, 1975,1985)也注意到了由欺骗、不可信承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与可直接观测的外生交易费用的不同。Hart and Holmstrom (1987), Milgrom and Robert (1992), Hart (1995), Maskin and Xu(1999)等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内生交易费用模型,杨小凯和赵益民(2000)则发展了一个内生交易费用与内生分工结构关系的模型。内生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外生交易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彼此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人们在做制度安排决策的时候关注的是两类交易费用之和的大小,而不仅仅是其中一种,寻找的是总交易费用的最小值。两类交易费用之间之所以具有替代性,主要原因在于内生交易费用是一种制度内费用,可以通过制度的改变而变化,而制度改变则需要投入外生交易费用来完成。
对这一规律进行深入观察并提出了深邃思想的一个重要学者是张五常。张五常(Cheung, 1970,1983)曾有一个猜想:所谓外部性问题的实质是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与节省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①。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这里举一个对北京和上海地铁售票制度进行对比的例子。在北京,无论乘座地铁距离长短,都实行统一票价(目前是每张票3元),这看上去显然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乘坐距离长的人实际上占了乘坐距离短的人的便宜,等于后者花钱补贴了前者,显然存在外部性,是典型的由于产权界定模糊而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然而,如果进一步界定产权,按每人实际乘坐距离确定不同票价,则会给人工售票带来很大麻烦,人们买票时可能就需要排队和花费更多口舌,如果增加售票员又会使车票价格上升,这些都使外生交易费用大大增加,因此最优均衡结果是人们宁可忍受一定程度的内生交易费用,容忍外部性的存在;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上海地铁实行的是自动售票制度,人们可以在自动售票机上选择自己需要到达的车站,然后购买根据到达车站距离而定价的车票,这种方式明显降低了由于产权不清而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减少了外部性(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这种状况是以研制和安装自动售票机即增加外生交易费用来实现的。当然,由于技术进步,研制和生产自动售票机的成本会不断降低,这使总的交易费用水平下降,更有利于实现制度创新。这也说明技术进步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利于外部性的内部化。
上面的论述阐明了一个道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看似不好的东西(例如内生交易费用和负的外部性)的存在,其实正是人们最优选择的结果,是处理各种两难冲突后达到的均衡状态,这些不好东西的存在是人们为在整体上获得最优状态所必须容忍的,甚至是整体最优结果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良莠并存正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常态。②杨小凯(1998)的动态议价模型给出了上述规律的又一个例子。这个模型发现,当市场上存在多人的讨价还价行为时,市场上存在的微小内生交易费用正是市场发挥限制内生交易费用的条件。原因在于,当市场上有很多人参与交易时,一个人就可以通过转向其他交易伙伴作为威胁来限制正在同他交易的人漫天要价或出现其它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市场能用这种选择限制内生交易费用。这种功能的实质就是以恶治恶,①用人们的自利行为限制它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因此它又不能绝对消除内生交易费用。相反,在完全没有内生交易费用时,市场就不能发挥其限制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在一个制度安排中,各个参与者的权利关系需要界定和协调,但产权往往不可能界定到完全清晰,权利之间会有冲突,产权的交叠是外部性产生的根源(王忠民,杨建龙,1997)。总之,外生交易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的彼此替代及其有效折衷是制度安排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折衷必须是“有效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制度安排中的折衷点并不是在总交易费用最小的有效点上,其原因一般在于决定这种折衷是否“有效率”的更基础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而这种更基础的制度安排则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我们从仅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的关注中跳出,站在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个特征需要说明。首先,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一个有趣的特征,即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另一方面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社会经济发展实践验证了这一观点。② 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从理论工具的运用上讲,新古典的边际分析不可能得出上面的结论,只有超边际分析才能在模型中内生这种现象。
与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有关的另一个最要方面是所谓“协调成本”与“协调的可靠性”。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一词最早由贝克尔和墨菲(G. Becker and K.Murphy, 1992)提出。贝克尔-墨菲(1992)模型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模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们继承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基本思想,但却不赞同劳动分工仅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认为其更主要地受协调成本和一般知识水平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协调成本是协调完成各种互补性生产任务的专业化工人的各种成本,委托-代理冲突、搭便车问题、供给以及通信的中断都随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更加严重。为此,贝克尔和墨菲主张更多地把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制度分析范畴与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几乎与此同时,杨小凯等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指出,随着分工网络的扩展与日益复杂化,协调这一网络有序运行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以及刘孟奇(Liu, 1998)对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进行分析的模型表明,均衡的分工网络水平与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会同时提高,这意味着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会出现高度的工业化和高总合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也相应增长,协调的可靠性下降。一但协调出现问题,某个环节断裂,整个网络的机能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导致经济系统的失灵,在现实中就可能以各种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此类似,陈平(2002)则从控制论和理论物理学研究成果角度注意到这一问题,即社会经济系统同样存在“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此消彼长”,由于结构不稳定性造成的“环境涨落”成为分工演进的制约条件之一。可见,单位交易效率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也在积累着某个突然时刻交易费用迅速上升、交易受阻甚至根本无法交易情况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社会经济会出现分工与专业化快速的逆向演进,甚至会退回自给自足的状态,任何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都必须为出现“最坏的”状况而做好准备。而协调成本与协调的可靠性都可归入广义理解的内生交易费用之中。
经济学是处理两难冲突的科学。在拓展的科斯定理框架中,专业化分工与交易构成人类经济社会的基本概貌,而专业化分工演进与交易费用之间此消彼长的两难冲突及其有效折中则成为贯穿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

                五、投资、消费与分工体系的效果
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为我们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运行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本文最关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专业化分工发展的过程,那么这种分工自我演进的机制在中国的运行情况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交易费用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在关注中国专业化分工发展时,仍然需要关注投资。我们知道,Solow模型中人均资本的边际贡献递减,经济系统达到稳态后,投资不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新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是假定投资由于外部或内部规模经济的原因产生报酬递增带来的。但在杨格(1928)眼中,投资之所以会带来报酬递增,源于迂回生产形成的产业体系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个重要的认识是,在古典经济学的投资理论中,资本是被当作发展迂回生产中的分工的工具来看待的(斯密,1776)。人们之所以愿意将收入中的一部分借给他人去投资,原因就在于投资可以发展出新的分工领域,从而可能带来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出现报酬递增的效果,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率。相反,如果分工形成的产业体系并不有利于报酬递增的实现,这种投资就可能只能在短期中拉动经济增长,而并不具有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因此,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用于发展分工体系的大量投资,具有怎样的产出效果。
在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中,经济的内生持续增长是通过前文介绍过的分工的自我繁殖、自我演进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方式即表现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 具体来看,从投资开始,它包括了投资发展分工----分工提高生产率扩大供给-----供给创造出相应的需求-----需求和市场规模扩大促进分工发展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简单说,就是供给----需求----供给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运转顺畅,经济就可能进入自我演进的良性循环带来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经济系统持续的自我发展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一是上述分工自我演进机制中每个环节的运行情况。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自我演进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不能实现;
二是分工演进和市场规模的潜力。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地区)分工水平越低,其分工演进与市场规模扩展的潜力也越大,也就是说,我们会比较容易的发现新的分工领域,而市场购买力也会随之不断提高。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有众多的分工领域是空白,有待经济发展过程中来逐渐填补,而这个填补的过程,也正是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的过程;相反,分工如果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寻找到新的分工领域的困难就会逐渐增加,而如果难以找到新的投资领域,投资回报率就可能下降,经济增长率也会下来(Yang and Borland,1991)。江小涓(2003)论述过一种现象,即研发费用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近些年的世界经济中,两者更多呈现出反向关系。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发达国家来讲,分工程度已经很高,只能通过大量的研发来试图创造新的分工领域,成本高但效果不一定好。发展中国家有待发展的分工领域则很多,反而可能容易出现较快增长。
三是交易费用所起的制约作用。也就是说,即使分工演进机制的各个环节都运转良好,分工演进的速度仍然受到交易费用大小的制约。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即使一个国家(地区)分工演进和市场潜力很大,这种优势也会被交易费用的劣势所掩盖。而随着专业化分工发展,分工网络日益复杂,协调带来的交易费用会上升,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会下降。
以上的论述带给两点启示:首先是可以将投资看作观察这一系列逻辑链条的起点。因为从一个时点上看,居民最终需求表现为他们可支配货币的购买力。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货币拥有量很少,居民需求水平的提高只能通过经济系统中投资发展产业体系从而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来完成。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也是经济学家公认的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二是从分工自我演进的机制看,应当注重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投资发展出分工体系,而分工体系应当创造出相应的市场需求,包括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构成了所有生产的最终目的。
需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必须关注GDP这一指标本身。这里的问题在于,在现实经济中,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最终要落在GDP数字上来,GDP本身是为了对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生产和交易行为进行系统记录,但成为公认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时,其本身就可能发生“异化”,人们会围绕如何将GDP数字做大而选择行为。我们发现,这种行为选择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运行中的许多现象。另外,从GDP构成与计算方法上看,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结论。以支出法计算的GDP由资本形成(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组成。净出口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很小(2001年为2.2%),因此GDP的变化主要受投资和消费影响。资本—产出比(K/Y)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作为衡量资本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张军(2002)曾关注1978年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与经济增长率,发现两者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在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呈现出减速的趋势,反之反是。张军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是资本存量的变化是基本稳定的,资本形成速度对GDP增长率的变动比较迟钝:当经济增长加速后,资本形成速度却没有相应增加;经济增长下降时,资本形成也并未减速。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GDP计算的支出法入手,则可以将此问题放入本文的分析框架来观察。资本-产出比率可以被写成:
                         
其中 和 分别代表原有资本存量和当年新的资本形成, 代表最终消费,这里国民总产出 (用GDP衡量)中忽略掉净出口部分。很容易看出,如果资本的变化是基本稳定的,那么影响中国经济中资本-产出比率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最终消费的变化。我们可以借用Solow(1956)的方法进一步观察资本-产出比率与最终消费变化之间的关系。给定“生产函数”为:
                                其中                (5.1)
如此设定产生函数也是基于GDP计算支出法的启发。资本投入量( )与最终消费量( )共同决定 (GDP),为推导方便,设定成C-D形式。其紧凑形式(intensive form)为:
                                                                 (5.2)
其中 , 
消费变动方程是:
                             其中 为边际消费倾向               (5.3)
我们知道 ,对此式先取对数再对时间求导,可得:               (5.4)
将5.3式代入5.4式,得:
                                        (5.5)
因此有:                                                         (5.6)
根据5.2和5.6式可以画出下面的相图:
                       
                                                     
                                                   


    
                                                    
                                    图1
在上图描绘的经济系统中, 是稳态点。如果经济体的初始 值在 点的左方,它将向 方向移动,在这个过程中, 和  值将同时扩大,直至到达 点;相反,如果初始的 值在 点右方,它将向左面移动直至到达 点,这一过程里 和 将同时减小。可见,产出-资本比率与消费和资本比率的变动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到命题1的内容。
命题1:在经济系统中,资本-产出比与资本-消费比率两者之间的变动存在密切关系。资本-产出比与资本-消费比率会同时增大或同时减小。如果资本数量保持不变,则资本-产出比的下降将与消费数量的增加同时发生,相反,资本-产出比的上升与消费数量的下降同时出现。如果资本和消费都是增长的,则资本-产出比的变化取决于资本和消费各自增长的速度。如果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资本产出比将下降。
这里我们用消费和资本的变化(命题1)来解释张军(2002)所观察到的现象。这种解释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当吻合。从图2和图3的比较可以看出,1980-1985年居民消费增长率高于资本增长率,对应年份的资本-产出比呈明显下降趋势;1993年以后,资本增长持续快于居民消费增长,对应年份的资本-产出比则持续上升;1989年前后居民消费出现大幅下滑,与此相符,89-90年的资本-产出比快速上升;91-92年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高过资本增长率,导致同期资本-产出比下降。张军(2002)用94年以来资本-产出比率的持续上升来说明“资本深化”,认为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意味着资本过快积累导致资本收益下降。但在本文的框架里,我们的初步判断是,在分工自我演进中,供给创造相应需求的机制可能出现了问题。可以看出,主流增长理论中资本与产出的关系在本文的框架中被转换成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并进而与供给与需求相联系。这使我们可以同时从供求两个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经济增长。
                  表1 消费、资本增长与资本-产出比(实际值)
年 份 居民消费增长率(%) 资本形成增长率(%) 资本-产出比
1980 7.53 7.38 3.75
1981 9.68 6.78 3.80
1982 8.01 6.93 3.73
1983 8.78 7.21 3.61
1984 12.38 8.15 3.39
1985 11.58 10.26 3.29
1986 5.39 9.82 3.32
1987 5.9 9.40 3.26
1988 6.11 9.68 3.21
1989 -3.97 8.77 3.36
1990 5.57 8.16 3.50
1991 7.71 8.01 3.46
1992 11.2 9.29 3.31
1993 8.41 10.87 3.23
1994 6.14 11.57 3.20
1995 10.85 11.51 3.23
1996 9.68 11.36 3.28
1997 5.14 10.92 3.35
1998 6.57 11.25 3.45
1999 7.93  
2000 8.22  
2001 6.28  
资料来源:表中居民消费增长率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2》第660页居民消费名义值经平减处理后计算得到;资本形成增长率和资本产出比则根据张军(2002)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
                                            
                      
                     图2  居民消费增长和资本增长的变动情况
                          图3  资本-产出比的变动情况

    上面我们利用对投资和消费的观察初步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现象。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变动关系实际反映了分工自我演进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更一般的理解资本(投资)与最终消费之间的关系,评价作为发展分工工具的资本的产出效果。
假定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生产者,其生产出的产品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此消费-生产者面对着两难冲突:如果当期多消费,当期的效用水平会提高,但由于投资减少,未来的消费会降低;如果当期多投资,未来的消费会增加,但当期的效用水平又会下降。因此需要在当期和未来之间做出最优折中。给定代表性消费-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
                                                               (5.7)
其中 为个人消费, ,表明随着消费量的扩大,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水平递减。给定生产函数为:
                                                              (5.8)
其中 代表人均产出, 为人均资本投入量, 代表资本的回报状况。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资本,则资本的变化为:
                                                              (5.9)
这样,此消费-生产者面对两难冲突的最优化选择问题即为:
                                                        (5.10)
                             
其中 为贴现因子, 为贴现率,假定 不变。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上述问题,现值Hamilton函数是:
                                                      (5.11)
最优化一阶条件是:
                                                             (5.12)
                                                         (5.13)
可得:
                                                         (5.14)
将5.12和5.13式带入5.14式,可得:
                                                       (5.15)
     我们通过5.15式得到人均资本与人均消费之间的关系。容易看出,在5.15式中,人均资本( )与人均消费增长率( )之间的变化关系取决于 的取值:假定其他参数不变,如果 ,那么 与 为负相关关系,两者反向变动;如果 ,那么 与 为正相关关系,两者同向变动;如果 ,则 不变。考虑到经济学含义, 的不同取值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 和 分别代表了资本投入的报酬递减、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三种情况。我们把上述分析进一步总结在命题2中。
命题2:在经济系统中,人均资本投入与人均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变动关系取决于资本投入的回报情况。如果资本投入报酬递减,人均资本投入与人均消费增长率之间将呈负相关关系;如果资本投入报酬递增,人均资本投入与人均消费增长率之间将呈正相关关系;如果资本投入报酬不变,人均资本投入与人均消费增长率之间则无相关关系,人均消费增长率不变。
命题2为我们判断投资发展出的分工体系的效果提供了基本方法,可以通过实证分析人均资本与人均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判断资本投入的产出效果。

                             表2  劳均消费及其增长率
  年  份 居民消费总量(实际值,亿元) 劳动人口总数(万人) 劳均消费量(元) 劳均消费增长率(%)
1979 1968.0 41024 479.7 
1980 2116.1 42361 499.5 4.13
1981 2320.9 43725 530.8 6.27
1982 2506.9 45295 553.5 4.28
1983 2727.1 46436 587.3 6.11
1984 3064.6 48197 635.8 8.26
1985 3419.5 49873 685.6 7.83
1986 3603.8 51282 702.7 2.49
1987 3816.4 52783 723.0 2.89
1988 4049.4 54334 745.3 3.08
1989 3888.5 55329 702.8 -5.7
1990 4105.0 64749 634.0 -9.79
1991 4421.7 65491 675.2 6.5
1992 4917.0 66152 743.3 10.09
1993 5330.5 66808 797.9 7.35
1994 5657.9 67455 838.8 5.13
1995 6272.0 68065 921.5 9.86
1996 6879.0 69950 997.7 8.27
1997 7232.7 69820 1035.9 3.81
1998 7707.9 70637 1091.2 5.34
1999 8319.5 71394 1165.3 6.79
2000 9003.7 72085 1249.0 7.18
2001 9569.3 73025 1310.4 4.92
   资料来源:表中居民消费总量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2》第660页提供的居民消费数据经平减处理后得到;劳动人口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2》第662页

                            表3  劳均资本及其增长率
年份 资本(实际值,亿元) 劳均资本(元) 劳均资本增长率(%)
1978 24501 6102.0 
1979 26574 6477.7 6.16
1980 28654 6570.5 1.43
1981 30596 6997.4 6.50
1982 32717 7223.1 3.23
1983 35076 7553.6 4.58
1984 37936 7871.0 4.20
1985 41828 8386.9 6.55
1986 45937 8957.7 6.81
1987 50254 9520.9 6.29
1988 55119 10144.5 6.55
1989 69955 10836.8 6.82
1990 64850 10015.6 -7.57
1991 70045 10695.4 6.79
1992 76553 11572.3 8.20
1993 84872 12703.9 9.78
1994 94695 14038.2 10.50
1995 105590 15513.1 10.51
1996 117585 17053.7 9.93
1997 130420 18679.5 9.53
1998 145089 20540.1 9.96
   资料来源:表中资本实际值来源于张军(2002)提供的数据。
                                   图3  劳均资本变化情况
                                图4  劳均消费和劳均资本增长率

从图3和4中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我国的劳均资本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相对来看,劳均消费增长率则波动较大,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我们计算了这两个序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仅为0.142。 为更严格的考察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做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来检验两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结果见表4)。检验显示,劳均资本变量的t-统计量值是1.32和0.59,大于显著性水平10%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是非平稳的。而经过1阶差分以后,序列达到平稳,是I(1)序列。劳均消费增长率变量的t-统计量值是-2.45和-1.52,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0%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该序列也是非平稳的。进行一阶差分后则达到平稳,也是一个I(1)序列。两列数据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对他们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意味着,虽然一些时间序列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如果存在这样的线性组合,则意味着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我们利用EG方法(Engle and Granger, 1987)对上述两序列做协整检验。首先对序列I和C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由此可以得到此回归模型的估计残差序列e,然后对序列e做平稳性检验。序列e的ADF检验结果是,t-统计量为-1.08,大于显著性水平10%的临界值-3.30,表明e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认为劳均资本I与劳均消费增长率C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后者没有表现出随前者增长而出现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

                    表4 劳均资本与劳均消费增长率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      t-统计量        临界值
   I            i, t, 0       1.32       -3.29
   I            i ,t, 1       0.59       -3.30
   C            i, 0       -2.45       -2.66
   C            i, 2       -1.52       -2.67
  ΔI            i, t, 0       -5.91       -3.31
  ΔC            i ,0       -3.88       -2.66
注:1、表中I代表劳均资本,C代表劳均消费增长率,ΔI和ΔC分别为I和C的一阶差分。
2、i, t, n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没有常数项与时间趋势,0,1,2代表采用的滞后阶数。
3、临界值在10%的水平下得到。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资本投入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大致表现出了报酬不变的特征。因为随着人均资本上升,如果其收益发生持续的递增或递减,资本-产出比也会发生相应的持续变化。这一结论与舒元和徐现祥(200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舒元等(2002)通过对1952-1998年数据的计算,发现我国资本的规模报酬非递减,认为在三个主要经济增长模型中(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AK类增长模型和R&D类型增长模型),AK类增长模型比较能够刻画中国的经济增长。
资本投入报酬不变的结果是不令人满意的。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经济体已经发展到足够大,以致专业化收益被全部利用,才更有可能出现报酬不变的情况;在一个很小的经济中,存在进一步大规模发展专业化的可能性,而使得投入增加一倍,产出的增加会大于一倍(D.Romer,2001)。杨格(1928)笔下产业分工带来的报酬递增效果并没有在中国明显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增加是十分迅速的,1978-1998 二十年里资本总量增长了将近6倍;中国的投资率(投资总量/GDP)则达到0.4的高水平,成为世界上这一指标最高的国家(参见表4)。 从GDP的构成看,资本的报酬递增主要表现在消费在GDP中比重增大。报酬不变和投资率的持续上升初步表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资本大量投入带来的(进一步的分析在下文进行),产业体系并没能通过发挥报酬递增效果来促进经济增长。
高水平的投资率及其对应的低水平消费状况,引起我们对我国经济增长动态效率的关注。如果一个经济过度储蓄和投资,其人均消费路径在所有时点上都位于另一条可行路径之下,就会出现动态无效率的情况(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换一个角度理解,动态效率与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联。在最优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中,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时,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但一个经济可能偏离这一路径,如果投资的净收益大于新增的投资量,就会增加消费,处于动态有效状态;相反,一个所使用的资源大于其所生产的资源的资本部门,对消费就没有贡献,还要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弥补投资。中国长时期处于很高的投资率和较低的消费水平,意味着这一经济系统很可能处在动态无效率状态。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一直处在动态无效率的状态,在此之前则是动态有效状态。我们将在本文给出的框架里解释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

表5  部分国家和经济体的投资率(%)
国家 1997 2000 2001 国家 1997 2000 2001
高收入国 22.3 22.3  新加坡 38.6 31.6 24.3
低收入国 23.6 19.5 20.2 美国 19.5 20.7 
欧盟 20.3 22.0 20.8 日本 28.7 25.9 25.5
亚太区 35.7 29.2 31.0 韩国 34.2 28.2 26.7
加拿大 31.1 20.8 19.6 德国 21.5 22.2 20.0
印度 22.9 22.9 22.5 印尼 31.8 14.6 17.0
墨西哥 25.9 23.5 20.7 马来西亚 43.0 26.9 28.9
俄罗斯 22.8 16.6 22.1 中国 38.2 36.1 37.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


              六、经济演进的 “紊乱”与可持续增长
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发展产业体系总体表现出了报酬不变的特点。但这种不变报酬只是总体而言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分工自我演进的具体过程进行观察,判断这种自我演进的可持续性与可能存在的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从观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变化入手。我们将分别观察两个指标的名义值和实际值。观察名义值的目的在于引入货币因素。本文无意于讨论诸如“货币中性”等有关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问题,只是将货币因素引入来更全面的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现象。货币因素无法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货币总量的高速增长十分引人注目。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0.36迅速上升到1999年的1.42,成为全世界这一指标最高的国家之一。

表6  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率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
名义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增长率 居民消费
名义增长率 居民消费
实际增长率
1980   15.5 8.0
1981   12.3 9.8
1982 28.0 28.2 10.1 8.1
1983 16.2 16.3 11.0 9.0
1984 28.2 26.8 15.5 12.8
1985 38.8 30.1 24.5 12.6
1986 22.7 18.9 34.6 17.6
1987 21.5 13.6 15.2 6.4
1988 25.4 10.4 28.1 7.4
1989 -7.2 -25.8 11.7 -4.6
1990 2.4 -1.7 6.9 5.6
1991 23.9 14.4 13.2 8.1
1992 44.4 29.1 20.8 12.2
1993 61.8 35.2 25.9 9.8
1994 30.4 20.0 32.7 7.7
1995 17.5 11.6 29.5 12.7
1996 14.8 10.8 19.3 10.5
1997 8.8 7.1 8.4 5.3
1998 13.9 14.1 5.9 6.5
1999 5.1 5.5 6.5 7.8
2000 10.3 9.2 9.1 8.3
2001 13.0 12.6 7.0 7.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5  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名义增长率

                        图6  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

 观察图5和图6,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的名义和实际增长率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尤其是两者的名义数值之间。而从分工自我演进机制的角度看,我们最关注的是投资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实际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是否存在利用某一变量的过去值比不用它时能够更好的预测另一变量变化的情况。为此。我们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1969)来观察投资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两个时间序列必须都是平稳的,因此首先对变量做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见表7)。

                  表7  投资与消费增长率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     t-统计量      临界值
NI C, 0 -2.30 -2.66
NI C, t 0 -2.33 -3.28
NI C, t, 1 -2.95 -3.92
NI C, 1 -2.76 -3.04(5%)
NC C, 0 -2.14 -2.66
NC C, t, 0 -2.37 -3.28
NC C, 1 -1.99 -2.66
NC C, t, 1 -2.34 -3.29
RI C, 0 -2.53 -2.66
RI C,t,0 -2.44 -3.28
RI C, 1 -2.51 -2.66
RI C, t, 1 -2.50 -3.29
RC C, 0 -3.06 -3.83(1%)
RC C,t,0 -3.06 -3.28
RC C, 1 -2.29 -2.66
RC C,t,1 -2.30 -3.29
ΔNC C,t,0 -4.66 -3.29
ΔNC C,0 -4.62 -2.66
ΔNC N,0 -4.76 -1.63
ΔNI C,0 -3.88 -2.66
ΔNI N,0 -4.00 -1.63
ΔNI C,t,0 -3.77 -3.29
ΔRI C,0 -4.27 -2.66
ΔRI C,t,0 -4.13 -3.29
ΔRI N,0 -4.41 -1.63
ΔRC C,0 -2.79 -2.67
ΔRC C,t,0 -5.66 -3.29
ΔRC N,0 -6.02 -1.63
注:1、表中NI和NC分别代表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名义居民消费增长率,RI和RC分别代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Δ代表其后序列的一阶差分。
2、i, t, n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没有常数项与时间趋势,0,1代表采用的滞后阶数。
3、除临界值后单独注明外,表中临界值均在10%水平下得到。

    从表7可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的实际和名义值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后,四个序列均通过了所有三项检验(常数项、时间趋势、没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表明四个序列一定是一阶平稳的。这样,我们可以分别对平稳的ΔNC、ΔNI序列以及ΔRI、ΔRC序列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表5提供的数据,我们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率进行了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见表8)。结果显示,对名义值来讲,在滞后1-3期的检验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居民消费增长的一阶差分序列之间都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ΔNI为ΔNC的格兰杰成因。尤其是滞后1期时,我们有99.5%的把握支持ΔNI的变动会导致ΔNC的相应变动。对实际值的检验则出现了不同结果,各项检验结果中拒绝原假设的概率都比较高,表明ΔRI和ΔRC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进一步看,ΔNI是ΔNC的格兰杰成因意味着NI和NC之间也一定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下面关注和分析上述计量检验结果的经济学含义。

                  表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样本范围:1982-2001              样本范围:1982-2001
T       零假设 N F-统计 概率 T      零假设 N F-统计 概率
1 ΔNC不是ΔNI的格兰杰原因 18 2.196 0.159 1 ΔRC不是ΔRI的格兰杰原因 18 0.001 0.973
1 ΔNI不是ΔNC的格兰杰原因 18 7.620 0.015 1 ΔRI不是ΔRC的格兰杰原因 18 0.085 0.774
2 ΔNC不是ΔNI的格兰杰原因 17 0.669 0.530 2 ΔRC不是ΔRI的格兰杰原因 17 1.568 0.248
2 ΔNI不是ΔNC的格兰杰原因 17 5.784 0.017 2 ΔRI不是ΔRC的格兰杰原因 17 0.126 0.883
3 ΔNC不是ΔNI的格兰杰原因 16 1.505 0.279 3 ΔRC不是ΔRI的格兰杰原因 16 1.619 0.253
3  ΔNI不是ΔNC的格兰杰原因 16 3.569 0.060 3 ΔRI不是ΔRC的格兰杰原因 16 0.647 0.601
注:T为滞后期;N为样本数;ΔRI和ΔRC分别代表真实固定资产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序列;ΔNI和ΔNC分别代表名义固定资产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序列。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表现在宏观上的计划控制和微观上的公有企业体制。国有产权的特点决定了企业主体普遍具有投资扩张的冲动。在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冲动主要缘于企业规模扩大引起的企业领导人相对地位的上升;在转轨过程中,这种冲动则来源于企业及其经营者和政府的利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处于很低的分工发展水平,有待填补和发展的分工领域很多,加之企业普遍存在的投资冲动,中国经济表现出内生的高投资状态。
中国经济内生高投资冲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交易制度安排。我们知道,协调社会分工可以有三种方式:市场协调、组织内协调和政府协调。标准的计划经济应当是采取中央政府集中协调的方式,中国也曾试图采取此模式,向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靠拢,搞所谓“一大二公”。但实践不断证明,由于信息和激励的原因,这种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协调成本和具有的内生交易费用大的惊人。政府最终需要在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偏好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效率之间进行取舍。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权利下放成为中央政府在建国后一系列政策调整和改革的实质内容。事实上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也远不及前苏联那么高度集中,国家曾多次向地方分权让利,最突出的两次集中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两次向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分权被看作是对高度中央计划体制的重大冲击①。因此,当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相对于前苏联的计划体制,中国经济更靠近市场化的边缘,具有“准市场”的性质,这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选择渐进式道路而不是休克疗法的重要原因(Sachs and Yang,2001)。始于1978年的新一轮改革仍然是将放权让利作为突破口,即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实施财政包干制,下放投融资权限和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等等。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这种放权的实质在于改变协调社会分工网络的方式,缩小由中央政府协调的社会分工网络的范围,而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在协调本地经济网络中的作用,从而降低协调成本和总的内生交易费用。
协调分工网络方式的改变导致了两方面的重要结果。首先,如不少文献已经论述过的,放权使地方利益增强,而且使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开始形成竞争关系,这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默许和支持态度,类似于农村放权后导致农家自留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样。在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相对其它国家,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很大的。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的研究就表明,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从而引发了民营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民营化的主要力量,相反,如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则民营化就不会发生。钱颖一等人的研究也验证了类似观点,并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 这些情况使市场因素在计划经济的空隙里得以生长,市场协调的机制也开始逐渐发生作用。始于50年代的以放权让利方式增强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一系列改革事实上成为推动我国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重要力量,以放权让利来带动地方竞争和产权改革也是我国改革的重要特点。
另一方面,放权让利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交易制度模式。权利下发事实上在全国形成了若干小的分工网络,加之当时分散国际政治军事风险的考虑,中央一度支持地方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分工产业体系,这使中国在开始发展市场协调力量的时候,面对的是若干相对独立的由地方政府协调的经济系统。两种情况随之显现,一是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严重的地方贸易保护现象;二是在一个经济系统内,政府会充分发挥协调和保护功能,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这种“促进”一方面表现为在自身的管辖范围内给当地特别是当地政府所属企业创造和保护市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多争取投资项目。
地方政府多上投资的激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经济增长的衡量方式。在经济实践中,经济增长要用诸如GDP等指标来体现,而投资量会直接影响GDP的数量。从支出法的角度看,增加GDP的主要方法是要么扩大投资要么提升消费。对于一个任期有限的政府领导者来说,扩大投资是最快捷和最容易的办法。即使这些投资项目在未来可能并不能创造盈利,但在短期内仍然会产生很好的经济增长率记录。此时,GDP已经从衡量生产和交易情况的指标“异化”为政府刻意追求的目标,可能会围绕如何将GDP本身做大来进行决策,而不是考虑经济的长期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由此产生相当多的短期行为。
投资需要金融的支持,而中国的金融资源主要由中央政府控制。争取尽可能多的金融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这样形成的基本格局是,中央政府通过金融控制来调节经济增长,具有投资冲动的地方政府则向中央积极争取金融资源,出现所谓“公共地悲剧”描述的情景。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博弈关系事实上成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和加强金融控制的一种动力。一旦控制力放松,投资增长上升,经济就可能出现过热,而多个相对独立经济体的竞争很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这时中央政府就要加强控制;投资随之下降,经济又可能出现过冷。中央政府对金融资源控制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节奏。图5和图6中投资增长率呈现的大幅波动清晰的勾画出这一过程。
另一方面,居民消费行为在改革过程中也在逐渐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际消费意愿或倾向的变化;二是消费商品结构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居民的消费倾向是很高的。樊纲等(1994)指出,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一方面劳动者天生具有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权力;另一方面劳动者又不能拥有自己的私有财富储备,因为这会成为否定公有制的因素,这样国家就需要为劳动者提供全面的福利保障。由于劳动者不拥有财富也不存在财富在生命周期中的分配问题,因此在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中,不存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者具有多消费的冲动。这种冲动受到劳动者当期收入水平和消费配给的制约,一旦这两方面制约力量放松,消费就会快速增长。
投资和消费的双冲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运行中清晰的表现出来。一个增长的基本机制是:面对大量有待发展的分工领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首先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化,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贷款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化。通过投资和生产过程,投放的货币和贷款转化为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而具有消费冲动的劳动者则马上进行相应的消费。如果贷款和投资快速增长,货币流会首先在生产资料市场上聚集,往往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然后通过劳动者收入传导到消费品市场,引起消费品市场的通货膨胀。在图5中,1985和1993年出现了两次突出的固定资产投资高潮,相应的1986和1994年就有了消费增长的两次高峰;1989年投资增长跌入谷底,紧接着1990年消费增速也降入最低点。两者之间的时滞均为1年。这种直观观察也验证了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之间滞后1期时格兰杰因果检验最显著的结论。虽然伴随着明显的波动,但投资和消费的双冲动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如果上面描述的增长模式可持续,中国经济会继续依此模式实现高增长。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上述模式的可持续性出现了明显问题。对图5的直观观察可以看出,投资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呈明显递减趋势,例如85年投资增长为38.8%,带动次年消费增长率达到34.8%,93年投资增长率高达63.8%,但带动次年消费增长率只达到了32.7%,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与消费之间已经基本看不出相应的关系,甚至出现相反的变动。为验证上述观察,我们对1982-2001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数据进行了分段检验。在1982-1994年时段,投资与消费滞后1期时格兰氏因果检验仍很显著,拒绝概率只有0.01;在1995-2001年时段,拒绝概率则达到0.48。1982-2001年投资与消费增长之间滞后1期的相关系数为0.77,在1995-2001时段则只有0.31。虽然分段后样本量比较小,但结果仍是很明显的。
有三方面的因素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集中控制金融资源,一是将这些资源大部分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二是用来支付一些改革成本。在金融资源大量涌入这些领域的同时,大量的银行呆坏帐也同时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几次高速经济增长是以随后的大量银行坏帐为代价的,投资在当期产生了高的GDP记录,在长期中则不断累积着金融风险。
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开始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依然保留着相当强的政府色彩,其领导人的主要身份依然是政府官员,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的行为更多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在一定时期内的价值取向。当中央政府强调规避金融风险的时候,商业银行的选择自然是尽量少放贷款,出现所谓“惜贷”现象。易纲等(2003)甚至将此看作是中国对国有企业的“休克疗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投融资主体的行为规范与改革日益受到重视。以累积金融风险的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
第二,消费者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由计划到市场转轨的过程就是个人财富逐渐受到承认、个人成为理财主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公有制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劳动者可以享有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各种福利保障逐渐消失。劳动者需要积累财富并在更长的生命周期中合理分配。原有的消费冲动随之消失。从目前的情况看,2002年底,我国居民人均储蓄6766元,这一财富储备水平并不能应付上述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支出,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居民储蓄仍会继续快速增长。影响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收入分配上的两级分化。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以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例如到2002年末,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之间的差距达到7.2倍之多。朱国林等(2002)论证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与中国消费不振的关系。上述两方面因素决定了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和意愿持续降低。1985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91%,1987年下降到88%,到200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77%,农村为74%。消费不振直接影响到GDP增长率,最近几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消费行为的变化亦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动态效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动态效率,是在成熟稳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居民通过处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得到的一条优化路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决策环境带来的约束条件不同,最优化路径自然会偏离成熟市场环境中的路径。如果以成熟市场环境下最优路径为参照,居民从消费冲动到谨慎消费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从动态有效到动态无效的变化。
消费变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消费结构升级和居民收入流向的改变。进入90年代,居民消费已经从家用电器为代表的大件消费逐渐进入对教育、住房和汽车等的消费阶段。这一改变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影响。例如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在目前的统计口径中放在投资中计算,这事实上低估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而这可能会对前文计算的分工体系的报酬状况产生影响。此外,以房地产、股票等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变化在经济中影响越来越重要。房地产和股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一定时期内供给无弹性,货币的涌入只会提高其资产价格,容易形成“泡沫”。但是,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以及间接融资比重的不断扩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例如就房地产而言,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在30%到60%之间时,房地产业会经历快速发展,而目前中国这一水平刚刚超过30%;从GDP的角度来衡量,在人均GDP达到八九千美元之前,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会停下来。这些都表明,在专业化分工演进的进程中,中国已经进入到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一现象会出现的更早一些,而相对落后的地区也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陆续进入这一时期。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增长潜力来看,房地产业应当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快速发展阶段。
房地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经济中货币的流向。以逐利为目的的大量货币从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分流到资产市场。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违背一般货币数量论原理的现象,即货币供给量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之和。从1997年11月开始,我国的零售物价指数连续5年负增长,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基本呈现负增长的局面,但广义货币(M2)的增速几乎是当期GDP增长率的两倍。我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价格上涨吸收了其中的大量货币,而现有的主要物价指数并不能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从货币流向上看,在消费品统计口径不变的状况下,新增货币供给中的相当部分不再像80年代那样由生产资料市场经由居民收入再流入消费品市场。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及其带来的货币供给的相应增加能够引致消费品物价上涨的力量会大打折扣。这正是图5中90年代中期以后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不再呈现明显因果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是投资与供给层面的变化。主流增长理论研究经济供给方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离不开对供给面的分析。一个经济体长期增长的基础在于形成有活力的、能够实现报酬递增的产业分工体系,产生较好的投资回报率,这事实上又涉及到发展战略与方向问题。1994年以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及其增长率一直持续上升,资本的边际贡献率则持续下降,除了消费因素变动的影响外,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与技术选择产生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90年中期以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放慢,处于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中最低的增长水平(不包括1989、1990年),1995-2001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而1982-1988年为20.6%,1991-1994年为24.7%。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劳均资本量却呈快速增长势头,1982-1993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61%,但1994-1998年的平均增长率则达到10.1%,根据张军等(2003)以及李治国等(2003)估算的截至2001年的资本存量数据,1999-2001年的数据仍呈递增趋势,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深化过程。张军(2002)认为,中国在经历了80年代的增长和92-94年的超常规增长之后,资本形成中的一系列低效率问题就开始暴露。中国对重工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多“网”并存导致的过度投资以及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偏好等都造成了中国的高投资倾向。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应当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林毅夫,2002),中国的禀赋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偏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刻意追求高新技术和技术上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长期中必然造成投资缺乏效益,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经济体缺乏吸纳就业能力等问题。从分工自我演进机制的角度看,上述产业体系在供给创造出相应需求的环节上难免出现问题,导致自我演进、自我实现的良性增长难以实现。

                    七、 进一步的分析与结论
本文试图运用古典经济学和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做一个简单考察。为此,我们首先对以斯密定理及其拓展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发展思想进行了整理,然后考察了分工演进机制在中国的运行状况。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较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启始到90年代初。改革开始时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整体分工水平比较低,存在广阔的市场潜力;二是原有体制蕴涵着投资和消费的潜在冲动。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这种潜在冲动逐渐释放、逐步消失的过程,而市场化的因素则不断加强。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最终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投资。但是,分工自我演进的机制并未能良性运转起来,累积的矛盾逐渐暴露,92-94年的超速发展更加速了矛盾显露的过程,原有的经济运行方式难以为继。这时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上文提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分工演进机制中供给创造相应需求的能力变的不足。需要强调的是,经典的增长理论只关注经济供给方的变化,把需求的变化当作短期波动而放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实际上是成熟市场体制下的情况。对于体制转轨中的中国经济来说,需求及消费的变动更多受到制度变革等长期因素的影响,同样应当放入影响增长的因素范畴中来看待。进一步说,我们可以认为,包含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的增长研究是更一般的方法,只是在成熟市场体制下,需求本身的变化及其与供给的关系变的相对稳定,需求才主要表现为短期内的波动,此时供给在长期增长中的决定作用也就凸显出来。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原有增长模式的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受供给方以及投资、消费等多种因素变化冲击的影响,经济演进机制的运行变的比较紊乱,经济进入调整期。改革开始进入“过大关”的阶段(吴敬琏,2001)。投融资主体的规范问题、金融问题、农村发展、两极分化、社会保障,泡末经济的风险防范和经济发展战略与方向等成为目前改革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目的都在于提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实现投资报酬递增的效果,改变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大量投资换取短期增长的状况,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从分工自我演进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观察,对一些问题会有新的理解。例如两极分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公平和社会稳定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成为分工自我演进机制能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既面临着许多问题也充满机遇。中国仍有着众多有待发展的专业化分工领域,分工演进和市场的潜力巨大,大量人口提供的低廉劳动力成本成为中国突出的比较优势。机遇与问题之间带动与制约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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