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劲节(作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
美国是一个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大事的决定上面，而且更多地还体现在决定和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在基层层次上依程序进行的民主法治。不久前，我所在的学院在全院教师会议上讨论决定一个专业证书Certificate的问题，整个过程就很好地体现了程序民主。在此想把它的大致过程写出来，让大家对美国的正式组织(“单位”)在平日的程序民主和“群众参与决策”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一个6500学生的学院只有23个非教学人员
我们院(商学院)是一个有着六千多本专业学生(并对全校开设有关的公共课)、六个系的大学院。但是这样大的学院，专职管理人员只有一位院长(Dean)、一位副院长(Associate Dean)、一位院长秘书、一位“学术资源经理”(负责排课、协调教室资源、教师资源、学生教师比例、教室和实验室器材设备配备、教师授课工作量计算管理，等等)、一位学术资源经理的秘书，然后六个系各有一位秘书，各有“半个”正系主任(没有副系主任。之所以说“半个”，是因为系主任只是由于其行政工作而少教一半的课，所以工作量上只算是半个全职行政人员)。全院总共只有14个全职行政人员。此外，信息技术办公室有6 个职员(程序员和技术员)，管教师的计算机服务、学生的开放计算机室、以及几个上课用的计算机室和所有教室里面的音像网络设施。再有一个学生学业指导服务处(Student Academic Advisement Service)，三位学生学业辅导员(Advisor)。另外，所有的研究中心的主任都是教授兼职的，不存在专职的不教课的研究中心主任。所以，这样一个6500学生的学院只有23个非教学人员。我曾经将这样的情况介绍给国内来的访问学者，请教在他们大学如果一个这样规模的学院需要多少非教学人员，他说大概要有60-80人。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能有这么少的专职管理人员，一个小原因是雇了很多学生来做一般的服务性工作，而一个大原因则是教授参加管理：大量的管理工作是由教授做的。
委员会：教授治校的工具
教授参加管理是通过众多的委员会来进行的。我们学院设立了五个常设委员会和众多的非常设委员会。这五个常设委员会是：研究生委员会(Graduate Committee)，研究与基金委员会(Research and Grant Committee)，课程评审和政策委员会(Curriculum Review and Policy Committee)，人事委员会(Personnel Committee)，以及学术计算技术委员会(Academic Computing Committee)。非常设的委员会则根据现实的情况需要而设立，事情完成之后撤销。譬如近来学院在重新制定战略方向，就设立了一个战略规划委员会(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上面所说的这些委员会，其委员基本上—系—到两人(非常设委员会不一定每系有代表)，由各系系内选举而产生(在系会上提名，经被提名者同意，全系教授讲师选举通过。人事委员会的候选人选例外：所有正教授一旦被提名不得推辞)。顺便，这些常设委员会中人事委员会和课程委员会在各系有相应的委员会。
人事委员会是如何通过权力制衡来避免“利益冲突”的
人事委员会因为事关重大(评审每年未获终身教授的助理教授是否要续聘，助理教授年限到了——一般为六年——是否可以升终身教授并升任副教授、或是不能升而要让他走人，副教授年限到了——一般为六年——是否够格升正教授，等等)， 因此有一个名额限制最少六人，最多七人，每个系最少一个人、最多不超过两人(一定要是终身教授，通常是正教授，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了“自己要让人给自己评升职，自己又要评别人”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委员会成员每年一换，上届的委员会主席自动留任至下届，上届还可以另有两位委员留任，但是续任不得超过一次。所以一般每年要改选3-5个委员。一个系的人事委员会委员没有资格被提名为院人事委员会候选人—这就防止了同一个人操纵院系两级委员会来强行通过或不通过某个人的续聘或提升的可能性，这也是美国无处不在的权力制衡机制的一个表现。
院人事委员会的选举程序：科学、公平和真正的“无记名”
院人事委员会候选人在全院教师会上公开提名(Nomination；一般都是在各自的系教员会议上提名并获通过的系推荐的候选人)，在有人附议Second之后，由全院教员口头投票通过候选人名单，然后院长办公室制作选票，发至各位有投票权的在编(专任)教授讲师的信箱里(外来的兼职教师不在此列)，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将选票填好放入院长办公室的一个票箱里。选票一般是这样的格式：分两部分，都列出全部候选人的名字。在第一部分，选举人要选出指定数目的人(譬如在7个候选人中选4个)，在第二部分选举人则被要求在上面未选的剩余候选人中选出一名，作为万一如果有人第一部分票数相同时可以用来做“票数相等下的选择”(Tie-breaker)的人选(譬如，如果总数要选4个，结果前三个很清楚，但是紧接着有两个同票数，那就来看看两人之中谁获得最多的“Tie-breaker”票数)。
选票要装在两重信封里：外重要由选举人签名，以证明是由有资格选举的教员自己投的票，而不是别人做票；里重则是一个白信封，信封上什么都没有，以保证“无记名”投票。选票装在里重的信封里，封好后再装入外重信封里封好。系办公室开票时，要有教员代表在场，通过外重信封确认所有的选票都是来自教员的有效选票之后，拆开所有的外重信封，将外重信封堆放一边，然后再同时开拆所有无记名的里重信封进行票数统计。因此，美国人的投票不仅仅用在总统和议员选举上面，而且是用在一切比较大的、或者有一定敏感性的问题的决定上面。
全院教师会的三大议程：通知、报告和行动项目
我们院里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要开全院教师会(Faculty meeting)。在此之前约十天到两周，院长秘书会将本次院会的议程准备出来Email给全体在编正式教员和有关的职员(教员大会职员也可以参加，只是没有表决权)。议程一般分三部分：院行政方的通知和通报(Announcements and Information Items), 第二部分是各常设委员会的报告(College Standing Committee Reports, 向大家报告上次院会到本次院会之间各委员会都进行了一些什么工作，进展如何，由各委员会的主席报告)，第三部分是需要作决定的行动项目(Action Items)， 由有关负责的人报告解释，让大家提问讨论，最后付诸表决(通过、否决、或者搁置)。 如果有与议程有关的材料(譬如对于某项课程改动的具体说明等)，院长秘书会将材料放在网上并在给教员的会议通知中附上链接，以便教员查阅了解、准备意见。
这次院会，在第三类项目(需要决定的行动项目Action Items)上出现了很热烈的争论。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计划，是要设立一个某某专业方向的证书(不算正式学位，可以通过修指定的若干课程而获得证书，拟与本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合办，因此可以面向校外，可以接受非本校学生修读)。在美国，所有的课程改动，都要先经过系课程委员会的讨论表决通过，然后付诸系教员会议讨论表决通过(如果紧急时则以Email分发本系各位教员阅读讨论之后以Email投票)，然后提交院课程委员会讨论表决通过，再提交院全体教员大会讨论表决，最后再交由校课程委员会讨论表决。也就是说，要在系、院、校三级都经由教授组成的课程委员会的讨论表决，并通过系和院的教员大会批准，才能编入计划得以实施。如果设立新专业，在校课程委员会通过之后还要交校董会批准。这里要谈的就是一个专业证书项目在学院的教员大会上的审议过程。
第一步，由负责这个项目的一位教授向大家介绍了这个项目的由来、设想、安排、现在与继续教育学院商谈的初步意向等等。然后就有人提出动议，“I move to vote on ... 我提议，将这项...议案付诸表决”。另外有人就附议 “I second”——如果一项议案无人附议，这项议案就自动“死亡”了(无人附议，就只是一个人的意见，不值得再讨论了——这是它的科学之处)。有人附议，才能够进入下一步的讨论。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项目。
有一位教授提出异议，认为当前院里的资源紧张，没有足够的教员来服务现有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开新的证书项目。项目负责人就加以解释，为什么这个项目不会影响学院现有资源。副院长也帮着解释：这些课本来就在的，总是要开的，而现在这几门特定的课的学生数不多，可以接受一些为证书而学习的非本校正式学生，还可以增加收入。
有教授就又提出，现在系里有一门低年级学生上高年级之前必修的“门槛”课程，需要多一些人去教，如果不开这个新项目，原来因为“这几门特定的课的学生数不多”而可能“挤出来”的教员力量就可以移过去教“门槛”课程。项目负责人以及副院长又解释，这个证书的设立是部分因为我们刚刚取消了一个专业，但是那个专业还有一部分在学学生我们必须负责让人家毕业，因此那些课总是要开的，教员是抽不出来的。与其那样，不如通过继续教育学院再收一些为证书而学的校外学生，还可增加收入。
然后反对者中有人又问，我们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在收入分成上是怎么定的。项目负责人报告：还没定下来。反对者就很不高兴地指出：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有限的资源去做一个还不知道收益有多大的新项目。
又有教员提出了一些别的理由来反对，其间项目负责人和副院长提到“我们本意是今天通过之后好提交全校教育政策委员会(即校级课程委员会)讨论表决的，他们有一个时限”。这时反对者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们总是被迫面对种种的时限，然后就被迫为了赶上这些时限而匆忙让一些本来还有疑问的议案通过，这种事情不能干”。他并且提议，将这个项目搁置，让大家有多一些了解，下次的院会再讨论。他的提议得到了附议。
副院长就站出来讲了：“请大家记住，我们本来是有这么一个专业的，大家经过很热烈的讨论之后决定将它撤销了，那时霍尼格(注：即该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普通教授，不是行政人员)和有关的教授很合作，同意将专业撤销，当时就有一个谅解是，专业撤销之后要开一个证书项目”。他这样一讲，我回忆起来大约一年以前院里是在Email中有过很长时间的讨论那个专业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条件再办下去。的确是已经有了很多的有关讨论了。副院长同时还说，“霍尼格向联邦教育部申请到的10万基金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办这么一个证书项目”。我也想起来，是收到过院长给全院教师的一个Email贺信，祝贺霍尼格获得联邦教育部的资助(具有“通报表扬”性质)。这时反对的一方就要求霍尼格把他向联邦教育部申请基金时所作的承诺给大家介绍一下。霍尼格于是将当时的承诺念出来给大家听。
其间又先后有关于我们自己的在学学生和外来拿证书的学生的注册优先顺序、他们付费的差别、证书项目要收多少钱、与继续教育学院的分成条件、凭什么我们自己的学生在选那些属于证书项目的课程之时要交继续教育学院所将收取的较高费用而不是正常课程的学费，等等一系列的讨论。(顺注：美国的大学教授们的为学生利益着想可以于此略见一斑——而不是为了能从与继续教育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得到多一点的收入就不顾学生)。
在整个长达近两个小时的讨论中，教员们的意见渐渐移向了要通过这个项目的一方。于是就有人提出“修改动议”，要将这个项目付交表决，以“能够在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谈判中得到我院能够满意的分成，而且证书提供对象仅限于我们的在校学生”为条件，这个动议得到了附议。这时有人提醒：慢着，已经有一个动议要搁置这个项目的讨论。要先表决那个搁置动议。于是，主持人讲，“现在表决将某某证书项目搁置不表决、留待下一次院教员会议再讨论。同意者说‘Aye’(发音如“爱”)”。结果，原先发表反对意见强烈的人当中只剩下三个人说“Aye”。接着主持人说，“反对者？”结果全场一片“No”(反对); “弃权者？”无人应声。于是，主持人宣布，“搁置动议”被否决。然后，既然搁置动议被否决，会议就进入对于“修改动议”进行表决，结果全场一片的“Aye”， 只有三个“No”， 无人弃权。因此主持人宣布，通过，提交给校级课程委员会审议，而如果校级委员会通过后最后是否付诸实施取决于是否能够在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谈判中得到我院能够满意的分成，且证书提供对象仅限于我们的在校学生。
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内容，但是我想要介绍的是在美国的正式组织里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程序民主和成员参与：
1． 所有的人有完全的知情权，你可以尽你所想要地问，直到你感到你得到了所有的信息、你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回答或解释为止。
2． 所有的人有同等的参与决定权，有人认真尽力地反对，也有人认真尽力地支持，双方都根据事实和道理力争，但是没有意气之争。
3． 职务和“权威”在此不是一个影响因素。在我的例子里面，副院长尽全力来解释，但也只能是解释而已，并没有因为他是副院长，那些反对的意见就稍有软化。
4． 议案的提议者承担一切的负担、有义务提供一切参与决策的人们想了解的材料(在本例中如霍尼格向大家念他与联邦教育部的资助协定)。
5． 只要有人附议，一个动议就有权利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认真考虑。反之如果没有附议，只是一个个人的意见，尽管你可以发表意见，但仅仅是意见而已，不能付诸全体表决。
6． 十分讲程序：原动议、搁置动议、修改动议，三个动议在讨论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修改动议取代了原动议。但是因为有一个动议是“搁置，多了解情况，留待下次讨论表决”， 因此一定要将搁置动议先行表决。如果搁置动议通过了，那就不会再表决修改动议，因为这个议题已经被搁置。反之，因为搁置动议被否决，修改动议就得以被付诸表决，并在这个例子中获得通过。
整个过程，充分表现了平等、参与、信息公开、严格按照程序的精神和原则。
另外，讨论过程也充分体现了美国人讲公平Fair而非仅仅追求自己利益的重要道德：那个证书项目如果和继续教育学院合办，并对所有的人收取高额学费，任课老师、所在系、我们本学院都能得到分成，可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学生不公：同样那些课，本来譬如一个本州学生800元可以上两门课，现在就变成800元大概只能上一门课了(注：美国的州立大学对本州来的学生收低学费，对本州以外的学生收高学费。因为州立大学是州政府用税款支持的，所以本州居民应该得到这种福利，而州外学生就因不能享受本州居民福利而要交全额学费；外国学生还要交国际学生费)。因此争论当中就有人提出要如何保证对我们自己的在校学生公平的问题。这的确是值得中国的大学学习的：明明个人、系、院都能多收入，但是如果对学生不公，就有人质疑。这个事情最后由于我们坚持“只对本校学生开设”的原则、继续教育学院觉得无利可图而不愿合作，而改为只由我们自己举办，对学生不多收学费(那是每一门课几百元的钱)，而只是收总额几十元的证书管理费。所以可以说“只收本校学生、不加收学费”这一限制使得我们的院、系、教员本来可以到手的一些钱没了，可是对我们的学生们却体现了公道Fairness。这种道德水平要让今天国内的一些大学汗颜。
讲这个“故事”，是希望让大家进一步地贴近了解“民主”“法治”的具体运作， 以及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法治社会里它们是如何地存在于每日每时的生活中(而不仅仅是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两年一次的国会议员选举、每年的州及地方各项议案公民表决和地方官员议员选举)：它是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地存在于一切正式组织的运作之中，成为每一个人的工作习惯。所以，我们在学习发达国家的比较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和运作时，要从日常工作做起，要在日常的工作和管理中实践民主和法治(依程序、按规则)，使民主和法制成为一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