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情况来看，思想贴牌常常是流于以大牌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就我个人的观察，某些新儒家就是在以儒家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虽然他们自认为是儒，甚至也的确能够高谈阔论儒家的思想，但充其量也只是子夏所提到的“小人儒”，无论是胸襟格局，还是气象举止，都离儒好一段距离。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包括宗教史在内，最典型的以大牌的名义兜售自家私货的案例，可能要算耶稣基督所面对的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他们不仅是正统的贴上牌的加盟连锁者，而且形式上也做得一丝不苟，无论是读经，还是祷告，抑或是守戒。但他们其实都偏离上帝的道，用耶稣基督的话讲就是：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
所以说，思想贴牌表面上是投靠和依附思想大牌，实质上却是让思想大牌为自己背书——
退一万步，站到贴牌者方面讲，他们当然自我感觉良好，不会认为自己是在以思想大牌的名义兜售私货，而是会良好地感觉自己与思想大牌强烈共鸣，是隔代知音，乃千年神交。首先应该肯定，贴牌者的良好感觉绝非空穴来风，思想上的加盟连锁还不比生活中那一些八杆子也打不着的攀亲粘故，其中的确存在一些理念上的相通和共鸣，甚至还可能是非常独特的。这原不是怪事，道理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外国人或古人能够思想到，中国人或现代人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能够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大牌那里找到某些相通或共鸣。
有学术无思想
但贴牌者妄称理解思想大牌可能就有点一厢情愿了，纯粹就思想而言，真正理解某思想往往意味着对某思想的超越，因为真正的理解意味着你能够发现某思想的不足，甚至是准确地知道某思想应该往哪里发展。简单地说就是，真正的理解不仅意味着你知道某思想的来龙，更应该预示着你知道某思想的去脉，你对这里面的思想全局和逻辑连环了然于胸。
经济学是当世显学，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搞经济学的应该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读其书，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富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表示，全部经济学界，真正读懂亚当·斯密的人可能没几个，根据在于：几乎没有后来人真正超越亚当·斯密，即便是马歇尔和哈耶克，也谈不上超越。
而尊敬的斯密先生是明明白白需要超越的！这还不是本人妄自揣测，而是斯密先生亲口表示的，“廉颇老矣”的时候曾对朋友说，他不只是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思想，而且试图创建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从而系统地阐明人类活动这个大体系的整个过程、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全部机制。可后来者谁做到了这一点呢？连回到古典经济学或人性重新思考的人都十分稀罕，更不要提创立更系统的思想了。
我们通常所谓对思想的理解远没有超越的高度，而只是停留在运用的层面。使用当然也是以一定的理解作为基础的，不理解怎么运用？但实际上还是够不上真正的理解，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讲，这只是使用“范式”解题——最简单地说，照单抓药，如此而已。
曾有论者批判中国思想界“有学术无思想”，事实上，“有学术无思想”恐怕是思想界的通病，库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绝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工作只是使用“范式”解题，都处在思想大牌的“范式”光照之下——换个角度一想也是：哪有那么多思想呢？
“教由魔主，佛由自做”
从这一意义上讲，思想上的人格依附确实有一定的必然性。那是不是思想上的人格依附真的就不可避免呢？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情此势，正是分晓一种思想是不是真正高明的时候！
众所周知，自由民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和永恒追求，可究竟什么自由民主呢？简单地说就是人格依附的完全解除，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自由民主当然应该包括思想上的自由民主，因为思想无疑构成人最重要的灵魂部分。那是不是真的存在主动斩断人格依附的思想呢？
岂只是存在，实际上，越是高明的思想，越难以认定，越难以贴牌，越难以依附，甚至于越依附越远——真正透彻高明的思想毫不犹豫地斩断人格依附！观古今，看中外，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华哲学的儒释道，都旗帜鲜明地斩断人格依附，尤其佛家的禅宗更是突出这一点，不但提出“学佛三天，佛在眼前；学佛三月，佛在殿前；学佛三年，佛在西天”的“奇谈怪论”，而且发展到“呵佛骂祖”。
这实际上就是把人还给人自己，呼唤每个人自己思想，实现思想上的自由民主，即佛家所谓“教由魔主，佛由自做”！真正高明的思想，其目的非在突显思想发现者的高明，而是要发掘每个人自己的高明，让人自我发现并实现。往深里说，这实质上也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问题——哥德尔定理所关于的自我解释，斩断人格依附意味着思想理论实现逻辑上的自我解释。关于这一点，《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有论述，在“注目礼争夺战”中，“我”最后笑退，主动斩断别人的注目致礼，不再以别人的注目礼为转移，就是这方面的论证。有兴趣者可参读。
最后还是回到一个简单的常识：我们自己思想了没有？这并不是要把思想史的价值一笔抹杀，但思想史的确应该只是为思想服务，思想史并非思想，就像思想史家并非思想家。如果自己不思想，一头扎进思想史，一心钻进故纸堆，结果可能是一头雾水，既没有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也不能明白自己要说什么，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耶稣基督好榜样
走笔至此，想起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基督教。与东方的主要宗教相比，基督教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主动而明确地斩断人格依附，从而导致一个明显的麻烦——信仰而不思想，进而导致正信缺失，迷信盛行，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横行。
耶稣基督当年所遭遇的麻烦正来源于此，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明显偏离神的道，但形式上却一丝不苟，基督苦口婆心，反而被指斥为异端，最后以自己的薄血作出献祭。耶稣之所以被当时的权贵乃至大众所不容，就在于他自称“神的儿子”，甚至“自称是神”，但这实际上是正确的，是使基督教朝向斩断人格依附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在与基督徒朋友的交流中，我曾多次提示过，如果基督教真正要复兴，如果耶稣的宝血没有白流，就需要新的基督复出，进一步斩断人格依附，原本：人人都是神的儿子，一切众生悉有神性，就像“人人皆可为尧舜”或“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样。如果神是我们根本不能思想到的，更不可能达到，那我们跟随他干啥子呢？他究竟是谁呢？我们还讲不讲道理呢？甚至于我们要问一问：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在依附弄权呢？
《圣经》是讲道理的，只是基督徒们自己没有参透，或者说没有彻底参透，《旧约·传道书》第3章第11节说得好：“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六经皆我注脚”
耶稣基督“自称是神”的信心和豪情，值得每一位基督徒认真思考，也值得每一位思想者认真学习，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一方面要博采众家，集思广益，但同时可能更需要独立而深入的思考，尽可能地防止人格依附，尽可能地摆脱人格依附。
我们很少把做学问与个人气象甚至大丈夫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实质上，一个人内在的学问与外在的气象是紧密相联的。中华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意思就是说，一个思想上彻底成熟的人会自动地表现出王者气象，或者说大丈夫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讲，学问与思想不只是大丈夫的事，而且更是造就大丈夫的事——让人格依附见鬼去吧！
有朋友曾问我是哪家哪派，我笑着答：“我”家“我”派！这并非玩笑，因为我的确不属于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更重要的是，《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以下简称《天下事》）自始至终贯穿一个主人公——“我”，确确实实属“我”家“我”派。或许正因为这一个“我”，任何一家任何一派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一定的自己，合理部分都被包容其中。青年经济学家
13.《天下事》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在自然科学上，新的理论往往并不是否定旧的理论，而是包容旧的理论。比方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是物理学一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一大飞跃，但“跃上葱笼”的相对论并不是把经典力学一脚踢开，而是把经典力学处理为一种特例；在经典力学的范畴内，经典力学仍然完全适用。
如果说《天下事》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正是它的巨大包容性，它包容了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利维坦”，也包容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它包容了F·A·哈耶克所提出的“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它甚至把我们通常所讲的为人处世智慧也包容进去，完全可以说，人类的全部智慧——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科技，乃至宗教——在《天下事》所提出的逻辑推演体系中都有自己的位子，而且都恰如其分。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一代大儒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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