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10)

姚洋 原创 | 2007-02-27 14:39 | 投票
标签: 社会公正 
    尽管反市场者和市场崇拜者的主张看似势不两立,但他们的出发点却是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要求市场承担它本无法承担的责任。市场活动是人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它无法完成社会的所有目标。然而,反市场者对市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拿一个完美的标准要求市场,而市场崇拜者则相反,把市场所造就的秩序奉为社会的既定准则,以市场逻辑代替社会逻辑。两者都夸大了市场的功能,他们之间针锋相对的争论是建立在想像、而不是现实的基础之上的。现实中的市场没有反市场者想像的那样坏,也没有市场崇拜者想像的那样好。市场只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务。反市场者几乎总是声称自己不屑于谈论经济利益,但他们对市场的关注程度却恰恰证明他们太关注经济利益了。这让他们和市场崇拜者之间有了相通的地方;不同的是,市场崇拜者大张旗鼓地为把市场逻辑叫好,而他们却在扭捏作态地批评市场。现实的态度是承认市场的中立性,意识到它和社会目标之间的距离,并积极地对其进行矫正。

  四、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起始于拨乱反正和对文革的彻底否定,随后的伤痕文学把这种否定从政治领域带进了民众的情感领域,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相比之下,在经济领域,对过去的否定并不局限于文革,而是针对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从对重工业优先发展理论的批评开始,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和计划经济渐行渐远。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们逐渐忘却了计划经济时代还有任何成就可言。然而,九十年代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如下岗、失业、医疗保健的恶化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等等,开始让一部分人重新思考计划经济时代。处在左翼的一些学术界人士,开始从那个时代,甚至大跃进和文革中吸取对他们的理论有益的成分。这些努力部分地得到了民众的回应,面对今天的嘈杂,人们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清贫但宁静地生活。民众的这种情绪也许不必给予严肃的关注,因为它多半是出自上了年龄的人的怀旧情结;然而,学术界日益升温的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重新评价,却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它对于我们反思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走过的路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成为一些人反对改革和开放的借口。清理计划经济时代的功与过,因此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1.计划经济时代的成就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革命是不必要的,因为历经半个世纪,我们在很多方面似乎是画了一个圆,又回到了起点。革命的主要目标,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经济的平等,我们曾经实现了,但又放弃了。然而,中国革命的意义,应该历史地看,应该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历史地看,中国革命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统治走到满清这一步,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这就是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的僵硬。中国是被西方列强拖入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在十九世纪,这个体系的竞争法则就是强权,一个国家能否胜出,全看她是否具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中国的王朝统治从根本上讲就不利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高。参观过扬州个园的人一定会被其主人精致的审美情趣所折服。这是一个大盐商,他把他的财产用来做两件事,一件是修建个园,一件是供儿子读书。读书的目的是做官,做了官就可以保护家族财富不被其他官员侵占,同时自己又可以去搜刮民脂民膏。据吴思在《血酬定律》里考证,古代官员的薪俸都不高,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是非法所得。张宇燕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官员流动性大,因为官位不能世袭,因此造成官员的“流寇”特征,就像吴思讲的那些真正的流寇一样,所到之处统统搜刮得干干净净,因此没有人敢投资工商业,整个社会被锁定在读书-做官-掠夺-轻商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辛亥革命是推翻这种腐朽的社会结构的第一步,但还没有等它发挥作用,军阀混战就把中国推入混乱之中。五四运动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界的延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看来是过激的,但在当时却是对中国文化腐朽一面的必要反抗。然而,五四运动并没有演变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真正的社会革命是由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的。历史地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是一场推翻中国王朝统治下延续了两千年的僵死的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从世界范围来看,曾经和现在的列强们无不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英、法等帝国,是在革命之后才开始经济起飞的。法国大革命自不待言,英国革命也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有些人将英国革命单纯地理解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认为这场不流血的妥协式革命是社会改良的典范;他们似乎忘了,光荣革命是英国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议会和皇室之间的斗争的终点,而在此之前,英国革命也曾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也经历过罗伯斯皮尔的恐怖统治。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的日本,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强大起来的。明治维新虽然是一场由下层武士发动的、旨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温和革命,但是,它却破除了长期施加于日本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是一场社会革命。美国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是因为它根本不需要这样一场革命,因为自打立国之始,美国就没有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根据利用俄国新近开放的档案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苏联在1928-1970年间的增长速度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经合组织国家,而且,和以往的成见相反,苏联的经济增长并不局限在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人民的消费水平也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如果没有十月革命,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反观那些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和南亚各国,其经济表现无一不是乏善可陈。当一个国家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社会就会滋生出一些僵硬的结构,以保护处于优势的社会群体。比如,根据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里的研究,印度的种姓制度不是起源于种族,而是起源于行会。那些占据了好职业的人为了永久地垄断这些职业,人为地把职业神化为一种禁忌,一种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安排。垄断扼杀创造性,要打破垄断,就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以历史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革命,我们就可以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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