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11)

　　　　由此观之，朱学勤对革命的批评就是偏颇的。革命过程中的恐怖和群盲政治的确值得我们警惕，但是，想以改良代替革命却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不错，革命总是发生在统治者开始发现旧体制的问题，并开始试图改变的时候；但是，要想统治者自己革新整个旧体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革新旧体制等于革他们自己的命。辛亥革命没有完成中国的社会革命，蒋介石更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的权力基础就是革命的对象。期望改良来完成社会变革，就好比想在鸟笼里闹一场革命一样。印度没有发生过社会革命，它的民主政治按理应该成为社会改良的最佳载体，因为民主赋予下层民众权力，让他们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然而，时至今日，种姓制度的负面影响在农村地区依然可见；土地改革不彻底，11％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为了提高下层种姓的地位，印度法律规定，一定比例的村庄必须选举下层种姓的妇女为村长，结果是在一些村庄选出了文盲的女村长，而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高级种姓手里。我把这种做法称作“羞答答的”革命。正因为它是羞答答的，其结果才会是别扭的。这里没有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都认为旧体制需要变革，分歧只是变革的速度问题。但是，速度却能够决定结果；革命可以完成对旧体制的变革，改良却可能永远无法完成任务。

　　然而，意识形态又不是不重要的；在计划经济的三十年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形成过积极的社会政策，这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妇女解放几个方面。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方面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收入的增长，事实上，它们比收入更重要，因为它们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体面和能动的主体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在医疗卫生和妇女解放领域绝对地倒退了，而教育的不平等也在增加。农村的婴儿死亡率在九十年代不降反升，从32‰上升到40‰以上。在城市，个人的医疗支出负担比例上升，医改之后，儿童被排除在医疗保险之外；在农村，基础医疗体系瓦解，全部农村人口中不到20％的人享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逆转，对妇女的就业歧视增加。站在今天重新思考过去，我们会发现，计划经济时代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成就的背后，是国家对平等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的方式恰到好处。既然教育、健康以及独立的人格是个人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将对平等的诉求集中在这些方面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是成本低廉的：一方面，它花钱少，另一方面，它造就了个人的能力，使他们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计划经济时代对平等的追求不仅是我们今天所继承的一项精神财富，而且还为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准备了条件。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之一是财政分权，它给了地方极大的创新空间，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但是，放眼世界，并不是所有实行分权的国家都做得像中国这样成功。俄国也实行财政分权，但经济表现远落后于中国；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地方经济并没有活跃起来；印尼和菲律宾的分权更是成效甚微。究其原因，分权让地方精英更容易地控制政府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商业和社会精英想控制政府并不是太容易，一是因为许多精英会参与竞争，二是控制政府的花费巨大。分权大大降低了地方精英控制政府的成本，因此，如果地方上存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精英集团，分权之后就会导致地方政府落入这些集团的手中，从而阻碍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世界上经济、社会和政治最平等的社会，没有历史的拖累，因此分权的正面作用被充分释放出来。以此观之，今天大批工商界人士纷纷进入人大和政协，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将加强民营经济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产生工商界利用立法工具和关系网为自己牟取利益的现象。温州一位担当全国人大代表的著名企业家，为了赶在政策变化的前面批得一块土地，曾经在一天之内完成了对这块土地的征地手续。由此可见，一旦地方商业精英行动起来，地方政府就可能被俘获。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担心，由于官、商走得太近，温州已经形成对外界的封闭和排斥，最终会伤害它的长远发展。

　　回到对计划经济的讨论，即使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内容，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有其合理因素。1970年代末期拨乱反正刚开始的时候，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意识到，我们在过去对重工业的投资过大，造成了重工业内部的循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之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被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犯的一个错误加以否定。但是，历史地看，当初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建国之初，我们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如果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会永远受制于他人，对于刚刚摆脱了帝国主义支配的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政治和外交上是明智之举。即使是在纯经济的意义上，发展重工业也是正确的。重工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一旦被他人占得先机，后来者想要赶上就困难了，因为先动者总是拥有成本优势。因此，即使我们当时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是不划算的，长期而言，我们就可以经得起其他国家的竞争。到今天，我们看到，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像中国这样部门齐全的工业基础。印度在讨论能否走出一条以服务业为龙头的发展道路，实则是因为它的制造业太薄弱了。在我们刚完成的一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调查中，许多走出去的企业都强调，中国部门齐全的工业基础是他们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国内要什么有什么，而且价格便宜，他们的设备都是从国内运去的。现在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好比吃第三张饼感觉饱了之后便把全部功劳归结在第三张饼上，而忘了前两张饼的功效一样。事实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可能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在全球化的今天，参与国际竞争并不保证每个国家都能成功，特别是那些以资源出口为主导的国家，如果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制造业优势，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资源出口上，并可能发生反工业化过程，即制造业的萎缩。中国在1980年代主要以出口资源为主，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们的出口结构逐步攀升，现在已经主要出口制造业和电子产品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和我们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具备雄厚的工业基础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