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12)

　　　　2．计划经济时代的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的问题，和三次政治运动息息相关，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犯的最主要的错误。反右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从道义上讲，“引蛇出洞”这种欺骗性手段是对良知者的污辱；从政治上讲，打击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让这些人与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远，其后果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感知得到。不仅如此，反右还成为大跃进的前奏，周恩来等人比较谨慎的国民经济计划一再被斥为右倾、保守，任务被层层加码，最终酿成人类历史上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大饥荒。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集体歇斯底里，没有理性，更没有科学（连钱学森也曾撰文论述过，亩产过十万斤是可能的事情，因为叶绿素只利用了太阳照到叶面上能量的不到10％），有的只有幼稚的狂想。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恶梦，它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关于社会秩序、人伦以及良知的认识，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场全面倒退，其负面影响至今仍然强烈存在，并且还将延续下去。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不时出现试图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总结正面经验的努力。这些努力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大跃进和文革是“创造性破坏”，为中国197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认为这两场运动扩大了民主的政治和经济参与，因此体现了人民主权和经济民主。这两种观点经常出现在新左派的论述中。然而，不论是谁提出来的，它们都是基于对事实的有意误读或个人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不仅没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中国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先看第一种观点，即大跃进和文革是“创造性破坏”。甘阳对这一观点的表述是：“为什么中国要[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成功了,苏联/东欧反而不成功?根本问题是中国有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性地消解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因此虽然他的‘大跃进’等造成了破坏，但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的‘大跃进’和‘文革’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创造性破坏’，就是消解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是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征、即企业的优胜劣汰的。大量的企业在竞争中倒闭，是对社会的一种破坏，但这种破坏却具有创造性，因为它给社会以激励，通过奖励成功、惩罚失败来鼓励创新。甘阳把熊彼特的说法用到大跃进和文革，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其一，他认为毛泽东发动这两次运动的本意是冲击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可是，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也是毛泽东一手接纳的，如果要冲击这个体制，当初为什么要建立它呢？甘阳因此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不错，毛泽东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过于集中的特点是有警觉的，这在《论十大关系》中体现得很清楚；但是，要说发动大跃进是为了冲击这个体制，则是言过其实。大跃进的真正目的还是想迅速地提高各行各业的产量；如果纯粹是为了分权，就不需要全民大炼钢铁，不需要放卫星，更不需要大食堂了。大跃进中的分权，完全是为了服从提高产量这个目的；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它是“不经意的结果”（unintendedconsequence）。甘阳却把这个不经意的结果说成是毛泽东有意为之的目的，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成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饥荒也是毛泽东当初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呢？这当然是荒唐的，但说分权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和这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大跃进中的分权还服务于一个善意的目标的话，文革中的分权则完全是无序和疯狂的产物。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还有待历史学家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在此暂且不论；单就分权本身来说，它的目的决不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而是为冲击政党机关做准备。毛泽东本人也很快发现了无序分权的弊端，对各地很快实行军管，这是一种事实上的中央集权。文革分权的无序性也反映了甘阳论证中的第二个错误，即混用了制度性的“创造性破坏”和非制度性的“创造性破坏”—如果后者会导致任何创造的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是在一定制度框架内完成的，“破坏”不可能超出这个框架所能容纳的能量。过去二百年的经验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具有高度弹性的自适应制度，它的不断调整使它没有在危机中被摧毁。然而，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均无一定之规。大跃进相对还好一些，因为它的目的是理性的；文革则不同，因为它的目的就是疯狂的，它把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掀了个底朝天，在煌煌无目的之中，它破坏了中国社会一切美好的事物。

　　分权的确是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分权不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确立的，在1980年以前，我们经历过几轮集权和分权的循环。“一五”期间是高度集权的，大跃进期间分权，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又集权，尔后的文革再分权，但七十年代恢复生产时又有集权的倾向，而华国锋主政时期的集权进一步加强。八十年代之后的分权，和改革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农村改革是对中央集权的第一轮冲击。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对这一段历史有精彩的描述。至少是在农村改革的初期，中央和地方的态度是明显对立的；在中央，就连杜润生这位农村改革的重量级人物，当初也反对联产承包，而以万里、赵紫阳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则坚定地支持这项改革。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强化了地方的谈判地位。建立经济特区则是八十年代财政分权的直接动因。特区享受财政及其它政策优惠，非特区就要比照特区，纷纷向中央要待遇，其结果是财政包干制的建立。九十年代开始的国企改制，特别是“抓大放小”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分权，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则从制度层面认可了财政分权。必须注意到的是，八十年代之后的分权不像之前是由中央单独决策实现的，而是由地方和中央在不同方面博弈之后自发形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分权会更牢固，不容易出现过去分权－集权的循环。甘阳把1980年代之后的成就和大跃进、文革勾连在一起，是不顾事实的说法，这种态度还表现在他对乡镇企业的讨论上。他说：“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是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所谓的‘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又说：“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在这里，甘阳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乡镇企业的基础是大跃进期间办的社队企业。这个消息之所以惊人，是因为经济学界还从未有过此种论述，我本人也算研究过中国的农村工业化问题，却没有听说过此种说法，不知甘阳所指“西方学者”是哪些人？况且，“社队企业”一词也不是大跃进时就有的，因为那时只有公社，没有生产队。社队企业出现在1970年代初恢复生产时期，那时，“四个现代化”被重新提出来，社队企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部分得以发展起来。甘阳可能根本没有看过有关文献，而仅凭其联想便说出乡镇企业来自大跃进的结论。至于他说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大跃进”式的，更是牵强。大跃进是由中央发动、最终演变为一场群体性歇斯底里的运动，而乡镇企业却是老百姓自发建立的，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即使是在甘阳所意会的层面，即地理上的广泛性上，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不具备大跃进的规模，因为它是自发的，所以它只能出现在条件比较成熟的东中部地区，而广大的西部地区至今仍然大部分是空白。甘阳这些不顾事实的联想，一来表明他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二来表明他太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让他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