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3)

姚洋 原创 | 2007-02-27 14:39 | 投票
标签: 社会公正 
    由此观之,右翼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陷入了两个误区。其一,他们仍然在一味地强调个人权利的“有”和“无”之间的差别,而没有看到,今天的问题更多的是谁之权利,多少权利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唤醒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九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了个人权利,中国已经朝着人道和个人自由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尽管一些基本的个人权利仍然处于缺失状态,但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经常面对的,更多的是如何分配权利,而不是要不要权利的问题。一味地向国家要求“个人权利”,其结果可能是保护了少数强者的权利,而侵害了多数普通人的权利;即使多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了,少数弱势者的权利也可能受到侵害。以经济学界为例。在经济学界,个人权利往往是以促进效率的理由来加以辩护的,比如土地私人占有就被认为是有利于效率的。土地私人占有的确可以促进土地投资和土地资源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利用,但是,这种效率的提高可能是以其他方面的代价为前提的。贵州是最早实行“生不增、死不减”土地政策的,到目前已经二十多年了,土地占有变得极为不均。虽然土地流转部分弥补了土地占有不均的缺陷,然而,对于少地农户而言,土地市场只有当他们家没有受到诸如疾病等外部负面冲击时才有所帮助;一户人家一旦有一个壮劳力生病,就无力租入土地,也不能外出打工,这户人家因此就会陷入长期的困顿。这个影响不是短期的。我们对八省1400多农户的研究发现,一户人家一旦有人生病,其收入能力要等待二十五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一户人家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它至少可以在劳动力生病的时候出租土地,以换取基本的生活所需。所以,土地所有权不是一个“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谁有”、“有多少”的问题。一项权利如果可以单纯地谈论有无,它必定要满足如下检验:一个人拥有该项权利不会影响其他人拥有等量的该项权利。农村土地所有权显然不能通过这项检验,对它的分配因此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农户之间公平地分配的问题。

  右翼自由主义者的第二个问题,是以为只要人们获得权利就足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只要农民可以自由移动、学生可以自由择业、小商小贩可以自由进出市场、考大学人人分数面前平等,…….则国家就无事可做了。然而,一个人拥有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具备了使用这些权利的能力。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打工,但他们可能不具备打工的基本技能,有些人甚至无法筹集必要的路费和最初的生活费;一户人家可以自由地租出土地,但如果他们家没有土地,这项权利就什么也不是;一户人家可以自由地租入土地,但如果他们家的壮劳力生了大病,这项权利也就失去了意义;考大学可以实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如果一个孩子根本无钱上高中,则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对他毫无意义;……一个人能否成功地运用个人权利,取决于他成长的自然、社会和家庭背景,也取决于偶然的机遇和自然的风险。对于像德沃金这样的平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些因素都与个人的选择无关,因此必须予以熨平,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个人的发展“钝于禀赋”而“敏于选择”。如果我们把个人的价值当作发展的最终目标,则我们就无法完全拒绝德沃金的主张,至少,社会应该消除那些除个人智力以外的其他个人禀赋之间的差异,以使每个人拥有等量的使用权利的能力,否则,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义”等口号就是空洞无物的宣传而已。

  2.道德的还是政治的?

  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必然成为一个合意的社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因群臣道德泛滥所导致的朝纲之无序的画面,他尤其对海瑞屡以道德为踩板而获升迁颇有微词。在海瑞的眼里,没有因法制而度量的曲直,无论何事,悉以道德和纲常理论之。海瑞断案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黄仁宇认为,这种断案标准,没有对产权的保护概念,而仅以维护纲常五伦为目的,是中国人不知数目字管理的证据,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西式现代工业的原因。道德泛化到统治一切的程度,社会就被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无法创新。而且,道德的应用范围,多限于基层小型熟人社会。通常认为,道德是个人对自我的戒律,是自我的自觉行动。但是,这只是看到了结果,没有看到原因。如同其它人为规则一样,道德也是一种制度,需要群体的监督和实施。这种监督和实施可以是有形的(如家族所实施的惩罚),也可以是无形的(如口耳相传的唾弃),离开了它们,道德就不会发生作用。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社会,除了基层组织,就是皇权,少有中间过渡,这样分散的社会治理结构正好有利于道德发挥作用。然而,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现代化和全球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生人社会,它的特点是高流动性和陌生性;如果你不刻意去避免,你可以每天都生活在生人中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道德就失去了作用,因为没有人对违规行为实施惩罚,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和背景知识都瓦解了。此时,我们需要新的行为规则来协调人们之间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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