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结构与就业结构

蔡昉 原创 | 2007-04-09 10:27 | 投票
标签: 人口结构 就业结构 
    过去,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以及资源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上面。最新的研究表明,在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时,人口结构是一个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在我国过去25年的人均GDP增长中,人口结构因素至少贡献了1/4。而这个人口结构作用,大部分是通过影响劳动力结构发挥出来的。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全面执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效果,人口生育水平和出生率大幅度降低。人口总量得到控制,大大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在出生水平下降的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即首先是少儿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在很长时期里,老年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显著。例如,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儿童(0-14岁)占人口比例从36.3%降低到22.9%,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提高到70.2%,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4%上升到7.0%。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总体抚养比从1978年的69%降低为2002年的42%,下降幅度接近40%。

  总体来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20年以后将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不会超过15亿,随后绝对减少。从这个预测可以看到,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二、就业的部门和区域结构

  经济发展具有两个主题——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规律性现象。1980年以来,我国从事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从69%降低到49%。相应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从18%和13%提高到22%和29%。这体现了发展的规律。由于城市是非农产业集中发展的地域,因此,城市就业比重的大小,实际上也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试金石。从包括所有产业在内的全部就业看,2003年我国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分布为38%、33%和29%。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城市就业,三类地区的分布状况是47%、30%和23%。这意味着在三类地区之间,除了存在着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之外,也存在着作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的非农就业水平上的差距,以及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动,具有改变这种就业差距的效果。估算表明,改革期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24%,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贡献了21%,其他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为3%。

  三、应对人口和就业结构面临的挑战

  在上述增长因素的分解中,资本投入与总体抚养比低有利于提高储蓄率相关;劳动力数量则直接就是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果;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也得益于农村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具有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势能;教育是对人的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以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的。可见,我国达到的高速增长成就,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

  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将开始面对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社会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表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方面,造成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决于能否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分就业的前提,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源泉。在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的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

  (本文曾以《应对人口与就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为题目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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