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及经济学随想录

李多 原创 | 2007-09-05 15:54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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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经济学随想录 

李多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社会、时代的需要,才产生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中国经济学。也正因此,经济学成为现今的显学。

  西方有些经济学家讲:谁能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搞好,谁就应该得诺贝尔奖金。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她受政治、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考虑对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本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不能把新疆与拉斯维加斯相比而开出把新疆建成世界第四赌城的药方(有学者将瑞士与贵州相比,不知二者有多少可比性)。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时髦的话语应叫做"成本")迅速富强,但我们在前进时首先要追求的是对策的良性后果,而不仅仅是对策的抽象合理性。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讲:"对于任何社会问题,务实主义的立场非常清楚:以现况作为基准点,然后寻求调整和改善,而不是设定崇高的目标,然后呼吁众人向目标迈进。原因很简单,在目前这个时点上,社会之所以会处于现状,一定有相关的背景和配合的条件,因此,要寻求改善,必须先理清楚这些彼此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再尝试摸索出可以改善的空间,试着作一些微量式、亦步亦趋式的调整"(熊秉元:《到乌托邦之路(之二)》,《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7日)

  这就意味着,一切变革都要有自己的基点。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到中国之后多数并不管用,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方式及其成就的取得,被国内外学者总结为"渐进改革模式"。我们的改革之所以会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就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况有它存在的基础。只要我们顺从体制内在的逻辑要求,现在的社会秩序仍然可以积极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而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激进性或暴力性改变,就会发生社会动乱。

  当然,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许多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纷繁复杂,就如同缠在一起的老鼠尾巴。面对这些"老鼠尾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弗里德曼教授说,如果你想把老鼠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而面对很多不同尾巴缠在一起的老鼠,弗教授没有了招法。张五常教授给弗教授出的主意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7月23日)。笔者认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砍老鼠尾巴不如直接灭鼠。但笔者更认为,"砍"也好,"灭"也好,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为了保证社会在发展中的稳定,我们还是需要 "渐进式改革"。

  科学的认识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学问,更应本着这一原则进行研究。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进行总结,再将这一理论引入实践,让实践去检验理论。"中国经济学家这几年常在谈企业组织的合理化、经济模式的合理化。但是从经济史看,恐怕未必是先由什么经济学家设计构思出一套理想的组织和模式,才有了经济发展。事实是,合理化是在经济的发展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8页)。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凭借他们掌握的"玄而又玄"的西方经济学,经常发表一些宏微大计,似乎经济形势的不好是没有采用他们的方法,只要采用他们的方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即便出现"痛",也是暂时的。可"暂时"又是多长时间?

   "清谈误国"(何新语)。好的理论必须管用。"一个理论,只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盛洪:《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6月18日),而社会实践是检验理论优劣的唯一标准。"关于判定社会政治发展水平优与劣的标准,我认为仍然只能是社会实践。当某些形式用则必乱,会导致经济败坏、政治纷争、社会动乱的时候,这些形式无论自身是否具有抽象合理性,也是坏的"(何新:《东方的复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92页)。

  这表明,理论自身的抽象合理性不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带来良性后果。

  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如此复杂,不是仅仅凭借几个数学模型就能够解决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有效办法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实践者对中国城市、农村、企业实际状况的了解,仅仅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不够的。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的优秀文化之一,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但不能完全套用。"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何清涟:《对中国20年经济改革的批判性透视》,《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15卷)。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迥然不同。直到改革开始20余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明显偏离甚至背离正统经济学的教义……"(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发展: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对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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