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彰显不可或缺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见证了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巨大成就（对于一些浑水摸鱼的现象本文不想多谈），那么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在金融的范围内，肯定存在着非常有效但又非标准的、非正规的融资机制来支持经济增长（Franklin Allen等，2003）。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小企业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Anders Isaksson指出，民间金融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归。政府金融抑制政策下的信贷配给和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歧视是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市场不完善、信息约束条件下，正规金融以及金融服务具有局限性，无法满足现实与潜在的融资需要，使得民营经济对民间金融有着强烈的制度需求。
Stiglitzet Weiss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揭示了民间金融生存的内在机理与体制性根源，他们认为民间金融利用了私人相互信息和民间道德规范，构建了看不见的自选择机制，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他根据孟加拉国银行利用非正规群体组织进行信贷机制创新的实践，认为群体贷款的有效性在于连带责任的特征；非正规金融组织背景下的人们彼此相互了解，比金融机构等正规金融组织更有能力相互监督。群体信贷是一种有趣的契约安排，借款人有激励利用掌握的信息自发地形成一个群体，这是个自选择机制，银行是无法模仿的。自选择机制产生了“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能改善监督激励（Becker）。EmestAryeetey（1997）对加纳等非洲四国的调查发现，金融自由化对正规金融的深化影响很小，非正规金融依然十分活跃，非正规金融在动员家庭储蓄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一些专家认为，由于金融交易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可能是民间金融广泛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Townsend，1989；林毅夫等，2003）。相对于公开市场上的标准化合约而言，民间资本市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社区内亲情特征的合约具备更强的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的机制，因而能降低融资壁垒，较好地满足那些具有高成长潜力的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因此，大力扶持和发展民间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转型过程的一种必然选择。民间金融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各方利益制衡的结果，其背后体现的仍是人的自利动机与来自各方面的约束条件的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此外，从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到银行机构的百年的漫长历程同样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现代化水平并必然超前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部门并非一定要具备“现代”和“正规”的形态。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金融部门的深化改革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之主要动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等同于该国正规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而金融深化的定义为创建和促进“现代”金融机构来服务正规的经济部门，但，台湾的奇迹、日本与韩国的发展经历，都强有力地证明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而非经济增长——绝不仅仅依赖于其现代金融部门的深化。相反，更多地依赖于其“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金融体系。将民间金融机构当作发展正规金融部门的跳板，这才是金融深化改革全面完整的内涵。
与此同时，各国的实践也都表明：民营小企业的资本性融资，主要不是依靠公开或正式的资本市场，而是依靠非正式的资本市场和内源性的资本融资。非正式的资本融资市场在美国被称为天使融资市场。这些“天使”通常都是有管理经验的富裕人员。在中国温州，民众对风险有较大的承受能力。他们利用民间力量，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的天使市场。温州信用文化发展基础较好，商业和投资意识较强，富有阶层的天使投资活动比较活跃。另外，温州有一大批中小企业主和几十万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温籍华侨，他们是潜在的天使投资者。温州人有当小老板的习惯，缺少合作精神，但是资本对财富的追求是无限的。调查显示：只要有获利机会，69.6%的企业主就会投资于其它企业。温州有50多万华侨在世界各地。他们对温州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多华侨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也是企业主，本来就有很大的合作可能。大多数华侨都想在国内有点投资，因此，只要有关部门给一些政策，就会使许多华侨成为民营企业的天使投资者。
种子资金运营商概念的提出
“种子资金”这个词的含义很广泛。对于一些VC（风险投资公司）来说，这个词意味着几百万，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种子资金”来说，意味着几个月的运营费用。种子资金公司兴起韩国“媒体研究室”是软银风险投资在韩国建立的子公司，它一项名为“石蕊(Litmusprogram)”的投资计划，为处于种子期前期的小公司提供风险投资。通过审查融资公司的商业计划书，“石蕊”项目组将探讨融资计划的市场潜力和可行性，通过检测的商业计划将会得到风险投资公司的一系列支持。与之对应的有：投资规模超大的私人股本运营公司，如：美国百仕通投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