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严峻 中国改革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
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新华社图片）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严峻阶段，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但转型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民主与体制、社会与法制、环境与治理、分配与社会分化、国家与分裂、东部与西部等等。如何应付这些负面效应则是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当时空间隔发生变化时，旧的指导思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在现在这个新的空间当中，总结人类文明成果，认清发展本质、和谐本质，思想解放就成为必要。再者，转型意味着向什么转型的问题，就是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就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来给予回答。 从内涵与外延本质的联系方法看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必要条件。一是意识层面的思想解放，二是在行动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两个层面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层面，如果不能在意识层面有解放，就不会有新的行动。进而，意识的变化必须表现在行动层面。没有行为，思想解放可能只会是空谈。在行动层面当然还必须涉及到行动的可行性。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纸面，是因为这些“知”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现在是官僚控制和垄断了意识领域。官僚体制本身无能在“知”的层面有所创新，又不容许社会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官僚或者官僚学者所能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利益。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实践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员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变化。官僚对意识的垄断和控制只能导致一些思想意识的急进化，而改革的共识可能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论才能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是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包括人类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这些既得利益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造成垄断，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达成。现实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那么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只有利益的开放性，共同富有才会有可能。所以，经济利益要开放，社会的各个群体才能公平参与发展和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就必须打破现存经济利益垄断的局面。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包容与开放性。这里主要涉及到政治参与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简单地说，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党内政治参与成为必要。政治的开放性更为本质性的表现就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参与。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的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除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开放性也表现为要分权给社会。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试验一些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国务院对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提出的具体要求是：用5年至10年时间，在滨海新区率先基本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就是市场主体自主能动、市场体系统一开放、法制环境完备规范。同时还将推进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创新、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社会领域改革、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等管理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10大方面的改革。一揽子关于经济发展、行政体制、社会管理的系列新制度，将在滨海新区全面试验。如何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率先构建科学发展的新模式，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主要的是实践中创造全新的人类文明成果。 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形势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在一些领域，开放性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的实现程度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性的实现要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