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过去了，曾令计划经济下流通体制坍塌的“倒爷”，也已经成为一个过往时代的名词。但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倒爷”这个词说起来似乎依然不是那么的褒义。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善于抓住商机的那拨人。
林文和的“第一桶金”源自一张批条。
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
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双轨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给那些“倒爷”们带来了商机。
林文和的一个亲戚在湖南某县政府任要职，林从这个亲戚那得到了一张一次性木材采伐批条。利用这个批条，林开始了木材的倒卖生意。那个时候，湖南的木材大概在两三百元一立方米，而到了浙江就卖到了七八百元一立方米。
批条只能用一次。但在那个双轨制的年代，利用手中资源倒空卖空，已经心照不宣。精明的林文和便用第一次赚取的利润疏通关系，也因为当初林那张批条的深厚背景，林与湖南当地的木材管理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打通了木材买卖通道。
而后，林文和的视野逐渐扩大，他又把目光从木材转移到电子产品——一种两喇叭的录音机产品。林文和回忆说，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甚至把两个木头盒子外边包上一层钢丝网，都能够以录音机的价格卖出去。
在那个时代，火车硬座、麻包袋几乎成了“倒爷们”共同的道具。据说温州美特斯邦威老总在用200万元做大一个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包袋装着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而林文和同样是大包小包地扛着产品在火车上挤来挤去。这些倒卖行为在当时被命名为“投机倒把”。
1986年，受价格管控的影响，彩电生产量大滑坡。1988年，国家允许各地浮动20%，这又吸引了林文和这些“倒爷们”的目光。但一年后，国家为了制止“黑市交易”，再度控制流通体系和价格，导致“生产和需求”同时萎缩。
此时，林文和又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建省不久的海南。那是中国地产的一个癫狂时代。“一个楼盘，一楼签合同买进，到四楼就卖出去了，接着就是点钱，晚上就数小费了。”林回忆起当初在海南倒地皮的事依然很兴奋。
据说某地产大佬的“第一桶金”也源自一张批条。1988年，他将某中央机关给其筹建海南下属机构的经费——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总，这位老总当即拍出了30万元。后来地产圈也开玩笑地把他称为“倒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说，上个世纪80年代，“官倒”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其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
于是，“打击官倒”成为1989年廉政的一个口号。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回忆说，当初为了铲除“官倒”，中央决定价格并轨，价格并轨后没有差价。只是当时的价格改革的条件实际上是不具备的，一时间的抢购风潮，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个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机倒把”罪。只有未被取消且暂行了20多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偶尔还是会像幽灵般溜出来让人们再次领教“投机倒把”的含义。 奔向俄罗斯
在国内遭受打击之后，很快，“倒爷”们把目光转向了国外。
“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林文和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进军俄罗斯，当起了“国际倒爷”。“当时大包小包的，就和逃难差不多。”林文和这样形容自己当初的形象。
事实上，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等地，中俄边境贸易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相当兴盛，许多村庄几乎村村都有人在俄罗斯做“倒爷”，回来又走，走了又回。当地人至今念念不忘当年“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的“盛景”。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有“国际倒爷后仓库”之称的秀水街，逐渐成为中国与东欧相互了解的重要通道。那个年代，北京人曾亲眼目睹过俄罗斯商人席卷秀水街的采购狂潮，于是，胆大和聪明的一些人便试着也奔向俄罗斯。
20多年来，北京通过这条小街的民间贸易，不自觉地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商道。而那些抓住了机遇、冲破了旧经济体制的“二道贩子”，后来统统在王朔的笔下被尊称为“爷”，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时代特色的称呼为世人耳熟能详。
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那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这条线路在“倒爷”们的眼中，熟悉得如同回乡的乡间小路。“这是条伟大的铁路。”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