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扩展: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质(3)

郑建仁 原创 | 2008-07-13 14:11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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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被剥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

(一)专制制度扼杀自由是中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成以衰败,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制度对自由的扼杀。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1820-1830年是中国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只占2%,相当于中国的1/16;而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1/2。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只有435美元。[8]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之间在世界上的位次发生了从16倍到1/5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人骨”?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中一针见血地剖析道:“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纯经济因素了。我并不低估经济因素,但发展的关键不在此……中国早在大约1300-1400年间就走入了死胡同,落入了专制制度的桎梏,禁止了创办企业的自由和产权。而当时在欧洲,政治领导人却没有权力限制科学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创造热情。竞争性的、限制不严的政治制度使他们拥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市场的空间扩大了。”[9]

(二)强制经济剥夺自由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和“强制经济”:“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计划经济,有的是秦晖所说的那种‘命令经济’。为了节约监督成本,计划当局总是依靠命令来强制计划体系中的各层当事人按计划的规则去办,且尽可能简化这种规则。命令的背后是暴力的‘潜力’。这种命令不仅牺牲了经济效率,也牺牲了人们对政治文明的向往和追求。”[10]无独有偶也不约而同地,阿瑟·奥肯在他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数次谈到:“在经济彻底集体化的极端情况下,政治权利会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政府直接指挥社会全部的生产资源,它就会禁止不同意见,强行一致,扼杀民主。” “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里,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饿死。传统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被一种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者不得食。[11](P37-38)

在笔者看来,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也在于自由的被剥夺。最简单的例证是,倘若允许农民自由种粮食、养鸡鸭、做买卖、办企业,而不是一味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可能会发生饿死3000多万人的惨剧?著名党史专家黄苇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总结道:改革开放前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造成百业调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们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12]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则曾生动形象地比喻:“在8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像一个大水泥块,把我们都封在下面,我们再大的能力也发挥不出来。” 人的自由被剥夺到这种程度,谈何发展?又怎能不失败?

四、自由的扩展: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质

改革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来自于群众的创造。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公正地指出:“考察过去三十年间种种改革措施就可以发现,获得成功的所有改革措施,最初都始于民众的自发努力。民众是天然的变革者,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个人努力的广泛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13]比如开始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小岗村几个农民的创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苏南农民的丰功伟绩;中外瞩目的深圳速度,是深圳人的创业记录;八十年代兴起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无一不是来自于群众的自发努力。

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在当时人民公社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完全是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自发搞起来的。至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十八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协议上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由于包产到户极大地扩展了农民的自由,小岗村第一年粮食便获得大丰收,农民收入大大增加。结果邻村纷纷效仿,迅速波及到广大农村,直接引发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不少同志心有余悸,思想不通,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有人担心这样搞是不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再以全国闻名的温州为例。1978年的温州,人多地少,普遍教育水平低,经济落后,人均年收入只有113元,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线之下。是什么神秘力量构成后来推动温州持续发展的力量?其实,改革开放伊始,有两项小小政策变建了奇功:一是基层政权机构率先采取开明政策,允许外出经商农民“挂户经营”,解决了弃农经商者的身份问题;二是农村信用社允许汇入的销售货款提现,又解决了原始的小商品市场和以国营为主的商业体系之间的资金流转问题。这两项看似小小的措施,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政策突破,解决了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人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问题,使农民经营的小商品在计划体系之外进行大空间流通成为可能。[14]这里提到的“允许”、“允许”,正是群众自由得以扩展的另一种表述。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总结道:“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15]P368 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6]P382“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企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16]P252

五、扩展自由:中国未来改革的主基调

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但究竟这“道”为何物,却古往今来,让人苦苦求索,伤透脑筋。类似地,在国家强盛之道以及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实践是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改革的成败,最终也只能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一切有关改革的价值判断都只会陷入无法说清的空谈。因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17]P118-119

既然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只有上升到人的自由的高度,才具有根本性意义。以人为本,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展人的自由,这是衡量改革与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中所说:“自由并非通往某个高尚目标的手段,自由乃最高尚的目标”;“个人自由的政策乃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自然而然,扩展自由,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质,也理应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主基调。

 

参考文献

[1]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N].南方周末,2008-2-21.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戴文礼.公平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丁学良.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N].南方都市报,2008-1-22.

[9]戴维·兰德斯.国家的富裕与贫穷[N].参考消息,2000-3-22.

[10]党国英.利他主义悖论[N].21世纪经济报道,2002-2-18(15).

[11]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2]黄苇町. 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方周末,2001-8-16(1-2).

[13]秋风.民众是三十年转轨的驱动力量者[N].经济观察报,2008-2-10.

[14]董芳芳.谁能说自己读懂了温州[N].深圳商报,2005-6-9.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林泰.唯物史观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发表于《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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