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大裂变来了?(2)

袁剑 原创 | 2008-08-23 14:10 | 投票
标签: 通胀 经济周期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加以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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