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的前任们一样，鲍尔森始终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采取资本自由流动、灵活的汇率和消除金融市场管制的政策。目前，在承受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巨大压力之后，鲍尔森再一次勇往直前，“要求中国向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开放它的多个部门，取消对外国公司持有中国金融机构股权的最高限制”。2
为了对外国接管中国的银行进行辩护，鲍尔森经常重复同一个老套的主张，即“中国的银行、资本市场和投资系统效率低下，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绝对需要外国的刺激”。3换而言之，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加以整合，效仿美国的模式，并由美国人主导。不幸的是，对鲍尔森和美国的金融资本来说，2007年的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投机者过去数十年盗取第三世界国家财富的行为，充满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也充分暴露了所谓“先进的”美国资本市场或金融体制的优越性的错误。自从1999年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之后，由于政府几乎不再进行监管，美国取消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解决腐败、金融操控和‘内部交易’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5000多家银行倒闭”。4《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经营证券投资业务，因而把它们二者分离开来。
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打开了美国金融业并购的闸门，因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成为一家大公司。结果，金融业越来越集中在花旗集团等少数强大的投资银行集团手中。花旗集团是美国的主要银行集团，也是世界最大的银行集团， 成立于1998年，由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的母公司花旗集团和保险公司巨头旅行家集团合并而成。
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下，利益冲突和自私行为日益成风。在“互联网泡沫”和通讯巨头世通公司破产之后，花旗集团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Jack Grubman)被指控歪曲了关于世通公司的研究报告，以换取投资银行业务。格鲁布曼承认，即使在世通公司正在倒闭的时候，他的老板还向他施加压力，要求维护该公司股票的购买评级，结果电讯部门的投资者损失了总共2万亿美元。花旗集团同意支付26.5亿美元来解决投资者的集团诉讼。5. 6
次债危机证明了美国银行的这种自私堕落行为更为普遍：贷款人同评级机构合谋，设计出被称为“债权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s）的债券。这些债券被吹捧为稳健的投资，然后出售给机构投资者和国际银行，包括中国的银行。
贝尔斯登公司的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信心的丧失。贝尔斯登是美国华尔街第五大蓝筹股投资银行，积极参与债权抵押证券市场，“以即使在整个负债经营的华尔街都疯狂的时候也坚持杠杆投资而著称。该公司的有形资产资本是111亿美元，却支撑着3950亿美元的资产，杠杆率超过35：1。” 8这种杠杆率闻所未闻，即使在鲍尔森和美国公司经常贬之为“已经破产”3和“欠发达”1的中国银行体系中也是如此。相反，恰恰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崩溃，因为“贝尔斯登的股价去年10月是130美元，在
美联储之所以出手拯救贝尔斯登，主要原因之一是贝尔斯登的破产将会拖垮所有金融资产的价值，从而破坏美国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这会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更不妙的是，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尤其是在信贷违约互换市场上，贝尔斯登都是一个重量级的参与者。目前，全世界的信贷违约互换市场总额已达到62万亿美元。因而，作为巨额信贷违约互换的对手，贝尔斯登的破产不仅会对美国金融体系产生一种瀑布效应（cascading effect），而且会也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换句话说，“美联储挺身而出，阻止被称为‘系统风险’的传染病。” 9
衍生交易尤其是信贷违约互换市场的这种系统风险是一颗定时炸弹，或者说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鲍尔森和他的许多前任却非常喜欢力劝中国效仿和融入这样一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