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必须走法制化道路

袁清溪 原创 | 2009-10-16 07:58 | 投票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还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加强反腐败方面的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的法律法规,并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廉政立法,只有加强法制,才能使治理腐败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发挥法制在反腐倡廉中的保障作用,有效地遏制和预防腐败的滋生。

  一、廉政建设走法制化道路势在必行

  近年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遏制腐败的重要措施,并加大了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从陈希同、王宝森到胡长清、成克杰,从丛福奎、李真到慕绥新、马向东等一大批省部级干部纷纷折戟沉沙,他们被推上了人民的审判台,受到了历史的公正判决,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应该说,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不可否认,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在反腐败斗争中出现了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反腐败斗争力度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消极腐败现象却呈易发多发态势。究其原因,一是法制、体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企业行为、行政行为和市场行为没有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民主与法制也还不健全,这就使腐败的滋长蔓延有了客观条件,有易多发的可能性。二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能够激发人们讲求效益,同时也容易诱发人们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加上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用缺乏透明度,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三是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着种种不良因素。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一旦条件适宜,就要滋长蔓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也会乘隙而入。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各种观念纷繁杂陈,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容易扭曲,滋长一些错误思想。社会分配不公使一些党员干部产生心理失衡。四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者为获得私利而支出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腐败收益是指通过以权谋私而取得的各种非法收益。由于腐败人是理性的,是经济人,是追求利润最大值的主体,当他判断其预期“腐败成本”低于“腐败收益”时,他将会实施腐败。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就我国目前而言,在一些领域腐败成本远远低于腐败收益,比如,1998年有关部门从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家里搜出来的财产竟达1400万元,法院在审判时作了统计,戚火贵夫妇工作20多年,即使不吃不喝,他们的所有收入也不过20万元,与1400万元相差何其之大。面对如此巨大的腐败收益,对于利益主体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在腐败成本中,最另腐败者心悸的是风险系数,也就是说,腐败会不会被查处?会受到怎样的查处?这里有个概率问题,也有比例问题。比如10个腐败者,只被查处了1个,比例为10%,腐败等于有了90%的保险系数。再如腐败100次,只被查处了1次,虽然这1次,可以以一当十,遭受严惩,但概率只有1%,不仅不会使腐败者心悸,还会增加腐败者的侥幸心理。倘要对“这一个”或“这一次”再来个“下不为例”或“以观后效”,那么风险系数就没有了。现在有些腐败者敢于铤而走险,一犯再犯,就是用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赌博心态,来押“暴利”与“风险”的不等式。五是反腐败政策落实不彻底。至今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有些地区和部门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不抓工作落实,搞形式主义;有些地区和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有些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奉行“好人主义”,执法执纪偏宽偏软。

  归结起来,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机制和法制不健全是导致腐败滋生的主要根源,因此,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加强廉政建设,必须走法制化道路。

  二、廉政建设法制化是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国家必须实行廉洁政治,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廉洁从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了我们党廉洁从政的基础。廉政建设法制化,是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是廉政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一直把廉洁从政、实行廉洁政治作为执政的基本准则。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问题,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提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廉政建设要靠法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廉政建设要法制化。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他再次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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