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改革红利
10月30日，工商银行公布了2009年前三季度的经营业绩，税后利润1005.44亿元，继续位居全球银行之首，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紧随其后，税后利润分别为861.19亿元和650.79亿元，与深陷金融危机的全球银行业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年花旗集团前三季度净利润59.73亿美元，折人民币为400亿元，还不及建设银行的一半，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100家银行倒闭，以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出现赤字。
这应归功于我国银行业改革。在银行改革过程中，政府剥离了银行大量不良贷款、并向银行注入资本。1998年，发行30年长期特别国债2700亿元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4000亿元不良贷款。2003年底，汇金公司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中国银行原有的2200亿元资本金全部作为特殊拨备用以核销不良资产，建设银行用其所有者权益处置了850亿元不良资产，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还将2787亿元可疑类贷款剥离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2460亿元损失类不良贷款等值剥离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约4600亿元可疑类贷款由人民银行发行票据的方式来处理，汇金公司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2008年，农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7500亿元。10年来，四家国有银行共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约3.5万亿元，国家直接补充资本约7500亿元。国有商业银行原有资本用于核销不良贷款，获得新的资本注入，剥离不良贷款，经过脱胎换骨的财务重组，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相当于新成立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不良贷款率低，资本充足，新增贷款多，盈利当然高。
借用人口红利的概念，将国有银行改革后的高盈利称作改革红利。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低，储蓄率高，高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快。银行不良贷款少，新增贷款多，盈利能力自然强。
二、银行改革红利为谁所有？
政府为银行改革承担了巨额成本，但最终由纳税人承担，那么谁享有了银行改革红利呢？
（一） 政府
银行改革后，经营状况利润增加，政府不仅获取税收收入，作为国有银行的股东还得到利润。2008年，仅工商银行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187.65亿元，所得税341.5亿元。税后利润1111.51亿元，国家股和国有控股企业股份超过75%，政府可以分享800多亿元。政府获得税收和利润，再通过财政支出进行再分配。虽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广大公民共享，但是每个公民得到的收益相差甚远，中央机关干部享受的福利（包括收入、住房、养老、医疗等）同农民相比要优越多少，这也成千上万学子竞争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原因之一。对于分配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利用自身优势获得了远大于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 海外战略投资者
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之初纷纷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股份。战略投资者除了获得股利外，通过抛售股票也获得巨额利润。2008年苏格兰皇家银行从中国银行获得股利8000万英镑，抛售股票获利61.6亿港元。通过抛售中国银行股票，瑞士银行获利20多亿港元，李嘉诚旗下基金获利18亿港元。美国银行减持建设银行股份获得84.3亿港元的收益。
(三) 银行员工
股改后，国有银行员工收入有大幅提高。根据中国银行年报，2003年，中国银行员工245494人，工资支出1593700万元，人均6.49万元，到了2008年，员工249278人，工资支出3905900万元，人均15.67万元。2008年，我国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中国银行的人均收入是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10倍，是农民的30多倍。在中国银行员工中，各级管理人员攫取了更多的红利。根据中国银行报告，2004年高管人员中只有1人薪酬超过100万元，2008年有11人年薪超百万，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和社会保险、补充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合计达4002万元，这还是在金融危机后高管人员减薪后的结果。除了显性薪酬外，高管人员的各种福利、职务消费等隐性收入也不是个小数。
（四）借款人
股改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多，资本充足率低，银行贷款投放受到制约。改革后，银行贷款激增。虽然，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有所增加，但贷款主要流向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通、电力、通讯、化工等国有垄断企业）和房地产行业。有了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可以兼并民营企业，国进民退，甚至亏损的国有企业山东钢铁公司兼并盈利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公司，遵循的规则不是效率和竞争力，而是所有制和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地产企业获得贷款可以大肆买地囤地，地王不断出现，越来越多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银行改革给贷款获得能力强的企业带来了红利，但是结果不是效率的提高，而是垄断的强化和效率的降低。
三、银行改革红利可持续吗？
随着人口老龄化，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期结束。那么，银行的改革红利期能持续吗？依我看，银行的改革红利期也不会很长。
首先，银行改革代价高，不会轻易再来。四家国有银行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约3.5万亿元，国家直接补充资本约7500亿元，加上各级政府为地方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和注入资本的支出，估计至少5万亿。2007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才5万亿，除了公务员工资、国防、教育等必要的支出，能用来银行改革的资金并不宽裕。1999年为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债券陆续到期，国家无力偿付，只能展期，将改革成本留给了后人。农行由于包袱更重，农行改革之路也格外艰难。银行的改革成本如此高，政府多次声称这是最后一次，尽管政府不能完全摆脱对银行的救助责任，鉴于巨额成本，恐怕不会再轻易出手。因此，政府援助不能成为银行改善业绩常态的持续的来源。
其次，贷款违约率上升。人口会变老，贷款也会从新贷款变成老贷款。随着时间变化，贷款的违约率会逐渐上升，贷款会从正常变成不良。根据穆迪对1920年到2007年累计违约率统计，在1年内债务的违约率是1.41%，10年内违约率为11.28%，20年内违约率达到17.06%。标准普尔对1981年至2007年的违约率统计显示，1年内累计违约率是1.45%，5年是6.26%，10年是9.29%，15年是11.09%。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银行贷款余额增加了180246亿元，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过程中处置不良贷款约2000多亿元，信用社央行票据置换不良贷款1700亿元，还有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处置不良贷款，考虑贷款收回，实际新发放贷款在20000亿以上，也就是320048亿元的贷款余额中有70%贷款是5年内发放新贷款，违约率自然较低。随着时间延长，新贷款变成老贷款，累计违约率上升，假如10年后贷款累计违约率为10%，粗略估算，会有3万亿不良贷款，银行需提取3万亿拨备，银行的经营业绩会有较大幅度下降。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消费不足，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多个行业产能过剩。我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拉动，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拉动钢铁、水泥、化工的等行业，进而拉动电力、煤炭、运输、机械制造等相关行业，由于消费不足，出现多个行业产能过剩，不得不依赖出口消化过剩产能，进一步促进了出口的增长。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为我国出口提供了市场，两个不平衡的经济体形成互补，中国出口商品，美国人进口，中国人储蓄，美国人借钱消费。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消费能力大幅下降，因此我国出口大幅下滑，大量出口型企业停产破产。次贷危机后，美国人借贷消费的生活方式会有所改变，储蓄率上升，即使危机过后，也不会达到之前的进口规模。同时，我国主要贸易国家同我国贸易摩擦不断。我国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在所难免。中央决策层意识到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后果，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提了多年。不管国家会采取什么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市场规律也会要求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有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这些企业的银行贷款会形成大量不良贷款，提高贷款的违约率。
四、结语
银行的改革红利来自不易，是政府承担了大量坏账和补充资本得来的，在改革过程中银行大量裁员，被裁的员工也为此承担改革成本。但对于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来说，银行改革却是免费的午餐。因为改革前不良贷款的旧账一笔勾销，没有人真正为此负责，他们没有承担任何成本，改革后薪酬同国际接轨了，可以说坐享其成。在国有银行第一次剥离不良资产后，贷款管理并未得到根本提高，许多银行管理人员期待二次剥离。这次改革后，是否是一次新的轮回的开始，不良贷款又会大量出现呢？这需要历史来检验。因此，应加强对银行的监管，监督银行高管人员尽职履责，规范高管人员薪酬，避免一方面银行有出现大量不良资产，一方面银行高管享有高薪，银行的改革红利被挥霍掉。
改革对银行来说是外生性因素，只能短期改变银行的财务状况，要实现持续稳健发展，需要银行自身内部发生根本性变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盈利能力。红利期内，我国银行不能因为在全球银行业的一枝独秀而沉浸在骄傲和得意之中，重走以前粗放经营的老路，使改革成为形式，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应清楚当期的辉煌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和垄断经营，要抓住红利期的有利时机，在红利期结束之前练好内功，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确保银行持续稳健经营，成为真正的国际一流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