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同程度和规模的改革。如苏联在20年代初便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被斯大林中断；二次世界大战建立起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等在50年代中前期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相应的政治改革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武力镇压)；中国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革完成，到60年代初期便开始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
当然，历史不是某一种社会势力所能够控制和左右的，以维护现存秩序为目的，其结果也可能导致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即自掘坟墓。所以说，改革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体现在几个方面：（1）改革失败。如光绪皇帝、智利总统阿连德（S. Allede,1908-1973）、伊朗国王巴列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等的改革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导致了国家政权的丧失。（2）成功的改革也可能会加速革命的到来。比如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改革较为成功，有力地改善和维护了旧的上层建筑，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成功的。而正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沙皇专制统治在大约40年之后就被推翻。这当然不能否认彼得大帝改革的功绩，而只是一种客观结果。（3）急速的社会转型，如苏联、东欧地区等的改革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痛苦，容易出现社会动荡，而渐近式改革会使一时的风险降低，却使社会承受的风险长期化，如腐败、贫富差距、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下层阶层的不满、激进势力的扰动等社会问题和民众的不满有可能会因为偶然因素而使风险迅速聚集。（4）改革者本身准备不足所导致的失误等。（5）现代社会转型的风险不仅来自国内，也可能会来自国际。如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在1970年联合共产党等，通过竞选出任总统，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误造成经济困难，引起民众不满，于1973年被军方和警察的高级领导人所发动的政变推翻，阿连德总统本人也在反抗中身亡。从改革者自身的角度来看，渐近式改革的风险往往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它的风险因素往往是分散出现的，只要不失去政权，总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从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言，改革的使命和革命是一样的，只是它们的形式和激烈程度有较大的差别。即使在革命成功地完成之后，改革也是需要经常进行的。
现代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权力机关的机构与制度。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等。（2）政党制度。包括政治团体的法律规范等。（3）选举制度。如扩大选举权，选举法的健全和完善，政治捐款的制度化。（4）公务员（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包括录用、选拔、晋升、奖惩、辞退、退休养老等。（5）政治活动的法律规范。如政治精英财产的申报和监督，对议员或政府官员的游说活动的规范等。（6）公民权利的扩大和保障制度。
（二）政治改革的条件。
1.改革势力必须有效地控制国家政权。任何改革最初都表现为离经叛道，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攻击，从这一点上讲，改革的试图一开始就在旧的复杂的矛盾中增加了新的矛盾，加上改革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风险因素，有可能会使各矛盾方从不同的角度联合攻击改革。如利益受到侵犯的即得利益者、习惯和以正统自居的保守势力、由社会控制放松导致的腐败现象、改革失误、因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落空可能引起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反抗等。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政权，要推行改革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改革者自身难保。“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光绪皇帝没能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而俄国的彼得一世和土尔其的凯末尔改革的成功都是因为他们牢固地控制着国家政权，能够有效地回击和压制各种反对势力，并较好地保持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因此，能够利用或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是改革的基本前提。国家政权实际上在三个方面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1)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这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条件。(2)牢固地掌握国家政权是排除各种干扰因素的有力手段（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各种资源置配、军队、社会舆论、理论支持及文化教育建设等）。（3）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2.切合实际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方案。所谓切合实际首先是不能脱离国情，包括传统和现实条件；其次不能脱离时代，这一点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代更为明显。
革命是摧毁或制服反对力量，而改革则需要驾驭各种社会力量，控制社会秩序。因此，改革的最终目标有时候需要像土尔其的凯末尔那样隐瞒一部分，也就是最终目标要根据事态的发展，分阶段来实现。这也是改革初期，作为改革的精神领袖必然要承受的精神孤独所在，伟人或先知总是孤独的。这也涉及到改革的战略实施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一定的，这就是调整与生产力、经济基础及经济发展不适应的上层建筑。是全面的、快速的推进，还是分项的渐进式的改革；是从改革经济结构入手，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然后再改革政治结构，还是从政治结构改革开始，以新的政治结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慎时度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