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启动内需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蓝春锋 转载自 深圳金融信息网 | 2009-06-09 13:56 | 投票
标签: 金融危机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其未来演变趋势,目前众说纷纭。基于历史经验和危机的已有影响,笔者认为,未来三到五年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不容乐观。对于我国来说,尽管因金融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全球化进程迟缓、金融创新水平不深以及资本项目管制较严等原因,我们遭受的直接损失还不是太大,但危机给世界造成的长期、深层次的影响,已经宣告了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真正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金融危机与制度创新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失衡,以及危机爆发后社会恐慌的蔓延。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积极致力于稳定金融市场,恢复公众信心,挽救经济运行。各国政府也加强了政策的协调配合,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传播和蔓延。总体上看,已有的拯救措施基本上是短期修补性质的,没有真正涉及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没有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支持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稳健发展。事实上,拯救市场的措施既要着眼于短期,遏制危机的蔓延,尽快解决危机引发的问题,恢复和稳定经济金融秩序,更重要的是应该着眼于长期,通过重新构建经济金融制度框架,重新构建经济金融运行的机制,积极鼓励有效的金融创新,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不再受到负面影响,让经过危机洗礼后的世界更加美好。

      (一)对我国应对危机措施的评判

      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果断地推出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措施。继2008年11月9日中央政府出台高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近20万亿的刺激计划。它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沿袭的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向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各种信息表明,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基本上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铁路建设、飞机场建设等项目;一是民生经济部门的投资,包括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投资。笔者认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这些投资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现行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笔者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各级政府很可能会大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将被挤占。尤其是,在缺乏完善的监督制度情况下,大量的公共工程建设和投资将可能导致大面积腐败。因为,在任何国家,公共工程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

      坦率地讲,我国政府新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其实没有多大新意。这些手段在1998年拯救亚洲金融危机时就使用过。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目的在于拉动经济增长,抵御经济下行压力。本次的政策重心依然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区别只是在于政府安排了部分(比例没有确定)对民生的投资。最终,究竟有多少用于民生投资,是不容乐观的。可预见的后果是,绝大部分的钱会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因为,项目工程投资的背后总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动;而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属于公共服务,出力不讨好,基本上没人愿意推动。从历史维度看,此次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甚至没有跳出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政策框架。在《大萧条时代:1929-1941》一书中,狄克逊?韦克特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艰难转型。同时,也翔实地阐述了经济危机中的政府责任,使我们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政府责任”。罗斯福新政的计划和措施与我们目前采用的计划和手段几乎并无二致。

      (二)制度创新是应对危机的关键

      有观点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重大的制度创新都是在危机和压力下得以实现的。基于此,应对目前的危机,关键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必须致力于基本社会制度建设,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一些基本社会制度的建设却乏善可陈。从长远来说,如果缺乏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就会缺乏一个稳定机制。从而,经济进一步增长就没有相应的支持动力。30年来,我国建设了一个为外部市场(尤其是西方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基本上没有着眼于服务内部市场。1998年,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在扩大内需方面却不太成功。之所以当时的政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西方需求仍然强劲,国内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西方,整个西方的需求量大大下降。即使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出口,成效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唯一选择是:致力于国内需求,把一个为外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为内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因此,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重心应定位于制度创新。中央政府应集中财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基本社会制度建设。同时,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消费型社会的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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