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鉴于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和效果也是不同的。我国的消费者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群体：富豪阶层、中产阶级阶层和一般消费者阶层。对于富豪阶层，其消费能力很强，但数量太少，该群体消费的主要是奢侈品，而且这些奢侈品基本上是国外制造的（即使水果、衬衣、袜子等日用品也基本上是国外的产品），所以，他们的消费对内需拉动的贡献度很小。因此，内需的启动要依靠中产阶级和一般消费者。从发达国家情况看，内需的主要拉动力量是中产阶级，我国内需不振的核心原因就是中产阶级比例较小。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型”，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绝对主流，低收入阶层和富人阶层在两端较小。如美国的中产阶级比重超过80％，瑞典为55％，德国为50％，即使印度也为23％。然而，我国的阶层结构呈显著的“金字塔型”，低收入人群占比很大。据官方报道数据，我国中产阶级人数为8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比重为6.15％。如此小比例的中产阶级是难以拉动内需的。尤其是，我国30年经济改革艰苦培育起来的为数规模不是太大的中产阶级，在2007年10月以来的股市和楼市价格暴跌中遭到重创，资产严重缩水，几乎使之全军覆没，消费能力大大下降。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中产阶级能否继续发展壮大，尚取决于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能否随着股市和楼市的恢复而不断增长。对于一般消费者阶层，笔者认为，他们的消费贡献也是比较小的。尽管这支消费力量的规模巨大，但他们的钱主要不是用来消费，而是为了保生存，甚至是保救命。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前，他们永远都不敢花钱。这些人不敢花钱，中国的消费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依靠低劳动成本和高要素投入发展的制造业，曾经支撑了我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随着外需的衰退，这种曾经被我们当作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面临着严峻考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面积外向型制造企业的倒闭，宣告了制造业繁荣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背景下，启动内需必须开放服务业市场，利用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由外向内”的结构转型。
事实上，增加消费与大力发展服务业基本上属于同义词，因为消费和服务总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如学校、商店、医院等；另一种是为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如金融、物流、广告、产品设计等。发展服务业既要注重前一种类型，更要重视后一种类型。只有第二类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企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才能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能力，才能使“中国制造”不再成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象征。尤其是，当实体经济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34.2%，快速上升到2002年的41.5%，五年间升幅达7.3个百分点。
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2007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为249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2008年底我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正好与我国面临外需放慢和结构转型的压力上升重叠。如果政策环境得当，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沈明高，2008）。更重要的是，服务业是绿色产业，对于缓解环境保护压力和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短期内，服务业发展不会挤出制造业，而是对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补充，成为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重要支持。从长期来看，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低于两位数的水平，但却是更加可持续的。因此，为促进服务业的长期发展，我国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使之成为刺激国内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重要的是，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高一个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中，此后强调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结构升级。但是，由于与旧增长方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情况改变的很慢或很少，甚至老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吴敬琏，2008）。事实上，除了体制和政策因素外，外部环境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外部经济需求旺盛，国内企业赢利较好，在这种背景下要转变这种方式，缺乏起码的内在动力，而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增强了我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感。基于我国的客观现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点是通过产业升级来弱化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增加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一，宏观调控的理念应进行根本调整，其最重要基点应当是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总体上是有成效的，调控技能和调控艺术不断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次序性和配套性有了较大提高。然而，调控的有限性没有得到重视。现实中，政府干预往往被扩大化，剥夺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比如，产业政策本应是一种有限的政策导向，但实践中却演变为强制措施，其作用范围被无限夸大，导致政府越调控，产业发展越不合理。面对此次全球经济放缓，出口增长率降为零，外向企业亏损倒闭现象越来越严重，决策部门出台了全力扶持出口行业，将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以确保GDP增速不下滑，这些措施实质上有悖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其实，以上现象并不能证明我国经济必须要通过大规模宏观调控政策来延缓其衰退，相反，它为我们敲响了产业升级的警钟，如果产业升级依旧乏力，中国经济很可能进入长期低增长的陷阱。另外，我国为经济转型滞后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继续以短期应急性宏观调控手段而非立足于产业升级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不仅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永久失去打造经济强国的历史性机遇。
第二，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弥补GDP增速的下降。产业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在短期内造成GDP增长率的下滑。对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加以弥补。广东省率先通过实施发展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等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再次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系。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可通过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等实现其较快增长，为全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契机，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刺激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也是弥补GDP增长率下滑的重要手段。中央此次出台的十项措施，其中把“加大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放在了十项措施的第一条，显示民生的重要性。第八条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明确提出要“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如果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位，也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产业升级要与产业的转移相结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我们必须在产业转移方面有所作为。其一，成熟产业要在区域间转移。随着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成熟产业应转移到低地价和低工资的中西部地区。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梯度明显。自东向西的转移收益大而成本小，不仅比跨国转移更经济，而且也更低风险。其二，发达地区的产业要升级。当前，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提出了“腾笼换鸟”口号，顺应并积极推动地区产业升级。然而，产业升级无法绕过一些现在还受管制的产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如果扩大内需是当前的政策目标，那么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一定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重要。
第四，政府应着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存在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众才能大胆消费。而我国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老百姓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是中央政府的责任。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央政府现在有足够多的财力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上地方政府的财力，把基本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那么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会有非常好的制度基础，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参考文献
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时代：1929-1941[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罗伯特?希勒．终结次贷危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沈明高．服务业是新经济增长点[J] ．财经?宏观周报，2008（15）
吴敬琏．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J] ．高科技与产业化，2005（9）
郑永年．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N] ．联合早报，2008-12-02
作者葛兆强 单位：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 发表于：《深圳金融》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