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谈到国际体系的变化，一种是互动型的变化，一种是体系型的变化。所谓互动的是我们每天看到的谈判等，另外一种是系统性的变化，就是权力的转移，威望等级的变化。体系性的变化是指的是所有的霸权的转移，从一种体系到另外一种体系。所谓系统性的变化，就是在体系内部的权力的变化。
我自己对目前的体系的分析认为，目前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系统性的变化，就是发生了重大的权力的转移。历史上可能近代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重大的一些重量级的国家，同时进入这个国际体系。我们看目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我个人的分析就是这种权力的准一造成的，一种权力的不平等的变化造成了体系性的权力的一个转移。
但是我认为目前这个体系性的变化又是一种和平进行的一种变化，目前的变化，是和平的进行。尽管有很多冲突，有很多需要局部的甚至战争，恐怖主义，但是总的变化是一种和平的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取得，应该说是一种奇迹，著名的研究战争理论的学者统计了1945年以来的战争，他就认为，在1945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战争，也就是朝鲜战争以来，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战争，我们知道以前的战争是非常之多的，在1945年以来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在于战后创建的体系使我们出现了和平的局面。
那么这种体系是中国参与创建的，中国在战后是一个重要的成员国，参与了战后体系的设计，这个体系 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它是主张反殖民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是主张对第三世界的革命，是持同情态度的，没有出现像以往那种扼杀，所以很多国家成为了独立的主权国家。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体系主张自由贸易，它是鼓励增长的，所以在这个体系下，很多国家就实现了增长，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他们有一个统计，加入这个体系早的国家和加入体系晚的国家有个对比，很早加入这个体系的增长速度就快一点，冷战以后大多数国家，除了朝鲜等国家以外，基本上都进入了这个体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财富的巨大增长，速度非常之快。
正是这种体系，保证了我们目前出现这种局面，这种系统性的变革。我们知道在变革的过程中，中国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崛起，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按购买力评价来算，中国GDP2008年全球第二位，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变化是很大的一个推动力量。
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提几点，就是中国的目前来讲有几点非常关键的观念上的变化，第一个就是 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思维方式要发生变化，因为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以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比如说经济上要建立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思考是非常之多的，比如说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主张在东南亚地区通过经济力量形成一个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有些学者提出来，要把中亚纳入进来。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地缘的思维方式要根据中国未来的国家利益进行设计，我自己的看法是未来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就是确保我们的和平。
从系统性的变化，转到体系性的变化，中国是个非常大的推动力量，这个过程中能不能确保和平，能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权力的转移，我觉得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民族如果能和平的完成这次转变，那么就是应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为了确保和平，我觉得需要重新思考地缘方面的思维方式。我个人认为应该形成开放的亚洲主义。
历来强国的崛起过程当中都提出了门罗主义，卡尔施米特提出来的也是用大空间的概念来对抗，其他的国家俄国也是一样，比如说俄国去年的格鲁吉亚战争，而且在中亚地区的渗透，对独联体的维护。这都是空间性的思维。中国会不会走这条路，我们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就要摒弃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走开放的亚洲主义，就是所有的强国都可以过来，我们可以和平的进行交流，来构筑我们新的体系。
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方面的，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一定会形成和西方文化的对抗，现在军事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不是非要，比如说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究竟存在不存在，争论很大，我自己的看法是普世价值肯定存在的，假如开完奥运会之后还认为不存在普世价值就太愚笨了，我认为的普世价值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任何文化都必须以人作为自己的本位，至于说普世价值和制度的关系那是另外的关系，中国要想真正成为未来的强国，就必须有来自文化上的革命，不是一个类似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我们现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要有非常巨大的非常宽阔的胸怀，出现一种盛唐的气象，需要海纳百川，各种文化都可以通过交流、通过对话，通过辩论来形成新的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才能够支撑中国成为一个类似于目前的世界最强大国家那种地位，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民族的悲剧。
要想实现这个转变，需要很多方面的转变，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进行粗放的，只能靠消耗资源能源的，我觉得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弊端，是很难持续下去的，第二个方面需要政治方面的变革。我们目前可以看每年的三千多万起的上访事件，然后呢每年有十万多起的群体性的事件，社会矛盾我们需要正视，如何化解这些矛盾，需要政治智慧，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十七大讲科学执政，最近也讲党内民主，我觉得这都是必要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及时推进，否则就可能出现越来越大的矛盾。
第三个方面我想就是外交方面的变化，中国的外交需要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矛盾仍然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人以前的外交都是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像朝鲜，这些国家共同特点就是反美反西方，当它搞原子弹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我的大哥，应该支持我搞原子弹，但是呢从国家利益上讲，你又必须做出抉择，我们最近看电视的话，戴秉国去朝鲜访问，他希望重新启动六方会谈，但是我看到电视画面上的就是凳子让他坐。就是对中国的态度非常不满，而且据他们报道，缅甸也在搞核武器。这样的话就在形成一个对中国的一个环形的一个核武器的带，这些带当然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从意识形态上讲，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因为这些国家全都是说我搞原子弹就是为了对付西方的，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讲，这些国家如果有核武器，威胁最大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如何权衡这些矛盾，这是中国外交非常大的问题。
最后我想谈一下所谓的韬光养晦，我最近看了很多的材料，我个人感觉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式的智慧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一个规范的外交用语是不合适的，我觉得现在需要变，当韬光养晦挂在嘴头上到处宣讲的时候已经不是韬光养晦了，所以我觉得外交政策上的词汇可以用一些更好的词汇。
比如说韬光养晦的含义邓小平的四句话里面主要的就是不当头，但是我现在想不当头也未必符合中国越来越出现的新的国际地位。我想如果说重新定义这个东西的话，就说是不当造反派的头，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人们应该采取合作的、和平的政策，然后慢慢的推动这个体系的变革，通过融合进来，这个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事实上中国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功，主要的原因也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像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那样。
自 价值中国网合作单位——欧美同学会 “国家形象与具有国家感染力”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