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的秩序——秩序的稳定性

王志勇 原创 | 2010-07-17 19:58 | 投票
  
当我们追溯人类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人类的历史就是秩序产生与扩散的历史,这种秩序可以是一种习俗、惯例、法律、观念与思想。正是源源不断地产生的新的秩序让我们日渐的区别于我们诞生其中的自然界,也不断地面对一个与我们祖先不同的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说,秩序是文明的全部内容。在这个追溯的过程中,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不同的秩序的稳定性有着巨大的差别。现存世界中的许许多多的秩序,并不是我们创造的,只是传承于我们的不同时期的祖先,有些我们可以找到他的源头,有一些源头已经无法追寻;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秩序,很多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进程里。这一点,可以从历史所展示出来的丰富多彩随时间而变化的画卷中得到清晰地印证。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例子。
酒可以存放很久,越陈越香;纯净水要短得多,茶水就更短。气体中氧气、氢气、乙炔就比较活泼,氮气就比较稳定,更稳定就是惰性气体了。金属来看,钾、钠就非常活泼易于反应,像铁、铝、铜就稳定多了,更稳定的是银、金。金字塔、长城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雨依然屹立在那里,许多同时期的建筑已经灰飞烟灭了。恐龙6500万年以前就灭绝了,蚂蚁、老鼠、蜜蜂、麻雀,至今都在我们的身边。今日的世界,每天都有物种灭绝。
我们圈养动物、以水稻、小麦等等为主食、不再完全裸露自己的身体的历史已经过于久远而无从追溯。数千年以前我们就形成了文字。公元前211年,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诞生,直到公元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这种帝制持续了两千多年;而政府或者类似于政府的组织的诞生,比皇帝的诞生还要久远;家庭如今已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元,这种形式在有文字记载的以前的人类历史中已经存在;曾经我们以为是上帝、神灵创造了我们,现在我们不再相信,我们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的祖先只是古猿;曾经我们以为大自然的灾害是触犯了神灵而得到的惩罚,现在我们知道只是自然的规律;亚里士多德的“重的物体落得比轻的物体快”已经被抛弃,在此之前这种观念被人们深信不疑数千年;“天方地圆”的观念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日心说”取代“地心说”,新的宇宙理论取代“日心说”;父母决定子女婚姻的惯例已经日渐的式微,难觅他的踪迹,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做主;偷窃,从古至今都被人们所反对。战争、市场、权力、法律在人类的历史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根本不必要深入的考察我们的世界,就凭简单的常识与个人经验就可以发现不同秩序的稳定性之间的差异。从个人来讲,一种习惯就是一种稳定的秩序,一旦形成——尽管这种习惯的形成并不是可以很快的完成的——就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陪伴终生;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验告诉我们,很多的习俗正在日渐的式微,甚至消亡,而有一些则一直存在着,甚至有日益强化的趋势。
这种秩序的稳定性早已被研究者所关注。
诺斯认为“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在规则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原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还是能够存续下来,日本文化虽经二战后的美国占领却依然存活;美国独立革命后的社会依然保留了许多殖民时期的特征;犹太人、库尔德人以及其他无数的族群,都在世代延续,尽管他们的正式身份经历了无数次的变换”[]
在一次演讲中诺斯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当你努力提高经济绩效的时候,你所能改变的只有正式规则,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实际上,你还必须改变非正式约束。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国家获得了独立,当他们独立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效仿了美国,包括宪法和所颁布的作为宪法组成部分的许多正式财产权规则。结果是那些规则起作用的方式与美国有极大的差别。这毫不奇怪,美国的规则是从作为许多殖民地议会组成部分的一系列规则发展而来的,它们是英国提供的规则,既为了自治和议会,也为了一系列基本有效的财产权。这些规则被继承下来,融入美国宪法,并与行为标准和我们先前发展而来的实施特性相一致,因而能够运行正常。但是,当拉丁美洲国家采纳了它们时,它们却与那里的情况极度不符。拉丁美洲受控于马德里(或者里斯本),由总督实施规则,目的是为马德里聚集财富;没有自治;只能由马德里实施的财产权赋予商人垄断权。当独立到来并强行施加了一系列政策(出自对美国逐渐演化而来的经验的继承)后,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是并不令人奇怪的”,“所有我们能快速改变的东西是正式规则。我们不能改变非正式约束,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甚至我们控制实施的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考察一下我们的历史,以上诺斯所说的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的印证,各种强大的冲击如外族的统治、外来国家的入侵、极端的政策在迅速的改变了社会面貌的同时似乎都未能打断文化这种秩序的延续性。冲击前后,尽管有一些发生了变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许许多多的社会秩序几乎一成不变,甚至在强迫中断之后,又再一次出现与延续。
哈耶克尽管没有明确的论述秩序的稳定性,但是从他的著作中明显的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问题清晰的阐述。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哈耶克的原话。
“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就像第一章的标题所示,他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适应各种问题与环境。我们的道德传统,就像我们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理性同时发展的”,[]“毋庸置疑的是,早在人类想到自己能够制定或者改变法律之前,法律依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那种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立法者意志的产物的整个法律实证主义观点,就是建构论所特有的那种意向论谬误的一个结果。它深陷于那些‘人类制度设计’之中,而一如我们所知,这些设计理论与我们关于法律和大多数其他社会制度之进化过程的知识是完全不相融合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察觉到了秩序的稳定性。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区别这里所说的秩序与哈耶克所说的“秩序”之间的差别。严格的说来这里说的秩序只是哈耶克所说的秩序赖以形成与扩展的规则,无论是内部规则还是外部规则。
培顿扬在用博弈论重现制度的形成过程中非常清晰的看到了秩序在稳定性上面的差异。“拿破仑构建的法典至今仍然统治着很多欧洲大陆国家;俾斯麦为德国的产业工人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这为很多以后的体系提供了模式;凯瑟琳麦迪西令用餐时使用的叉子在法国变得流行”[],“有一些均衡天生地要比另一些均衡更加稳定,并且一旦建立起来,他们就趋向于存在很长的时间。不同的均衡的相对稳定性可以通过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在不同的村庄(或者他们在很长时期里在每一个村庄中发生)的频率反映出来”[]
盖瑞米勒教授用一个“刚性循环”来形容这种秩序的稳定性。一种秩序如果他是具有“刚性循环”的那它就会非常的稳定。正如盖瑞米勒教授所说“至关重要的是信念,即各个博弈者认为别的博弈者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正是这样相互加强预期的心理网络使得一种完全可行的结果(如合作)而非另一种(如非合作)发生”[]。不同的秩序在改变人们的预期方面的不同的表现,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秩序的不同的稳定性。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有关秩序稳定型的极端的例子。对于理解秩序的稳定性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杯清水,可以喝来解渴,这是一种我们人类与水之间的秩序。然而,一旦加入有毒的物质(如农药),这种秩序迅速的改变——水已经不可以喝了。
一杯毒药(例如农药),不可以喝,这就是我们人类与毒药之间的秩序。即使是加入水,仍然不可以喝,也就是说这种秩序没有改变。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水与人这种秩序——可以喝的稳定性与毒药与我们人类之间的秩序——不可以喝相对来说要不稳定得多。
人类社会一样普遍的存在这样的例子。
一个合作的团队,可能因为极少数的“卸责”、“背叛”的实例发生后,合作的秩序迅速崩溃;然而,一个不合作的团队,发生几件合作的实例,可能丝毫没有任何的影响。
    一个成员恪守诚实的行为准则的团体,很容易遭到瓦解;而一个成员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欺骗的团体则要稳定得多。
这正是盖瑞米勒所说的“‘合作的均衡’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当一个雇员知道别人合作而且自己的不合作将会遭到惩罚和报复时,合作是理性的。此时只要有几个未受惩罚的不合作先例,就能彻底改变这种预期。……管理层的一些关键决定也可能使相互一致支持高水平努力和高工资的预期走向瓦解。”[]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把秩序进行了分类,分别是规则所构成的秩序、观念构成的秩序、我们“人”本身的特征所构成的秩序、秩序构成的秩序。除了第四类我们无法讨论他的稳定性之外,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大体上来说,前者的稳定性要低于后者,也就是说规则所构成的秩序稳定性要低于观念构成的秩序,而观念构成的秩序要低于我们“人”本身的特征所构成的秩序。需要提醒的是只是从一个整体来看才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单个的秩序则很有可能违背。就像文字、语言就非常的稳定;有些法律也一直稳定的存在着,而我们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
诺斯的“路径依赖”实际说的就是秩序的稳定性。所谓的“路径依赖”是指“一些微小事件的结果以及机会环境能决定结局,并且结局一旦出现,便会产生一条特定的路径”[11],“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选择的路径”[12]。另一个词“适应性效率”实际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考察秩序的稳定性。所谓的“适应性效率”是指“某些社会面对冲击进行灵活调整的能力,以及改进制度以有效处理变化了的现实的能力”[13]。“路径依赖”与“适应性效率”是从两个相反的意思来描述同一个现象,“路径依赖”效应越强,则秩序稳定性越高;“适应性效率”越高,则意味着秩序的稳定性越低。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辨识出来的人类社会秩序变迁过程中的内卷问题,与诺斯的“路径依赖”一样,揭示的是秩序的稳定性。所谓的内卷指的是一个社会体系或秩序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就像在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秩序的延续过程中,并没有多少演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同一种社会秩序层面上的内卷,即不是演进式或增进性地前进,而只是在那里无休止地内卷、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14]。正如孙隆基教授所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次‘动’都不是一次‘进步’,而是一场‘乱’。到了现代,‘革命’似乎在‘表层结构’上促成了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动,但是,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却是在‘天下大乱’之后对结构稳定的重新回归,……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的形态”[15]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秩序为什么在稳定性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什么因素决定这种差异?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并从很多方面试图来解释这种现象。
例如保罗戴维在《克利俄与键盘经济学》中试图解释打字机键盘的奇特的字母排列是怎样被标准化并固定下来的,此外到底发生了哪些偶然事件,才能使得它即使面对着其他一些更有效率的安排方式时还依然固定的保持下来[16]
秩序的稳定性源于秩序自我加强的机制。很多研究者都看到了这一点。
布莱恩阿瑟总结出四种自我强化机制:(1)巨大的启动或者固定成本,这意味着增加产量能降低单位成本;(2)学习效应,能改进产品或在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增加时能降低成本;(3)协调效应,这有利于与其他采取行动的经济主体合作;(4)适应性期望,产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的增加,将能增强人们有关与该产品将受欢迎的信念[17]
在这里,所谓的自我加强机制实际上指的是随着秩序的扩散,秩序给整个秩序系统带来的利益是逐渐增加的,也就是诺斯所说的“报酬递增”,而利益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秩序的扩散。正是秩序对于利益的促进维持了秩序的稳定。这种利益可以是获得的报酬的增加、交易费用的降低、不确定性的降低。
这种利益上的自我加强最精彩的论述莫过于培顿扬在《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用博弈论对具体事例所做的分析。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金子作为交换媒介,正是因为有很多人用它作为交换媒介,这样交易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
“如果多数人拥有IBM电脑,则拥有一台IBM更为有利;如果多数人拥有Mac电脑,则更合意的是拥有Mac。理由是一给定的机型越是普遍,就有越多的为它创造的软件,也就越容易与他人共享程序。”[18]
网络效应是秩序自我强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培顿扬还指出了另外的因素:顾客基数的大小、顾客赖以决策的信息量、随即扰动的大小、顾客局部或整体地收集信息的程度[19]
这种自我加强的模型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低效秩序”——低绩效组织的存在。正如培顿扬所说“一旦某个劣等技术跃于优等技术之上,演化力量就有可能永远无法驱逐它”[20]。但解释力极为有限,对于一些集体无理性的、长期无理性的组织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无论怎么说,这种利益的自我加强也不至于导致集体的无理性,尽管它不是最优的选择。
这种与个人利益有关的自我加强方式还有另一种模式——秩序一旦形成,即使它不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利益,甚至损害你的利益,但是你唯一的行为选择就是去加强这种秩序,因为这是你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唯一办法。这也是诺斯所说的“锁入”——一种解决方案一旦达成,就很难再从中走出来。[21]
生活中这种例子还是很常见的。
看电影的时候,前排的人站起来,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跟着站起来,当然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另外的解决办法。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站着看。同样是看电影,站着看明显是一种低效的“秩序”——收益没有变化,而成本增加。
一些行业中,一旦某个企业发动价格竞争,最终导致惨烈的价格战,没有一个参与者是赢家,甚至导致整个行业全面亏损、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即使你能预料到这种结果,很有可能你也没有另外的选择。
专制者的出现,行贿受贿、合作的崩溃、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为的困惑”等等都是这个逻辑。  
一方面,秩序稳定的存在;另一方面,秩序持续的损害秩序系统的利益——或者说组织中每一个个体的利益。秩序的这种自我强化的方式逐渐的会让组织趋于无理性,这中间所需要经历的时间因组织、秩序的不同而呈现很大的差异。一个行业的崩溃也许只需要几年时间或者更短,而一个专制王朝的崩溃可能要经历数个世纪。对于低绩效的组织的存在,这种模式显然能提供更多的解释。
这种与利益有关的自我加强的模型可以用博弈论很好的解释。研究者们对秩序这种加强的方式也不乏深入的研究[22]
然而对于下面两种秩序自我加强的方式的研究远远谈不上深入,甚至处于某成程度上的忽视状态。
第一种方式,秩序在逻辑上的自我加强机制。
任何一种结果的出现,都会有促成他产生的原因。正是循着这种因果的链条,研究者可以发现世界中既存的逻辑,从而在科学上产生重大的发现。
然而,世界中的逻辑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因果循环。原因导致结果,而结果的出现又导致原因的出现,这样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导致结果的最初原因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自身就是自身产生的原因。
小时候争论的难题——世界上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实际就是这种因果循环的最好的例子。有鸡就会有蛋,而有蛋,就会有鸡,这样,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鸡,可能原因,说起来很难以让人接受,仅只是因为我们世界上有鸡。
这种逻辑上因果循环,在秩序上的表现,就是一种秩序之所以稳定的存在,正是因为这种秩序的存在。
就像早上准时起床的习惯一旦养成,每天准时起床,不断的加强这种习惯,而这种加强的习惯,又反过来又使你每天准时的起床,这种自我强化的机制有始无终,从而不断地促成了这种习惯的稳定性。这种秩序的加强很难说与个体的自利有什么联系,因为从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角度来说也许你很想改变这种习惯,但是很不容易。这也是许多个人的习惯陪伴终生的原因。
下面这个例子中,这一点就看的很清楚。
一个正常的人一旦吸毒上瘾,就会陷入这种因果的循环难以自拔。越吸毒,毒瘾越大;毒瘾越大,吸毒吸得更厉害。许多人很想戒掉,但是在这种自我加强的因果循环的强大的力量下,一次次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组织、社会中这种因果的循环并不罕见,甚至是很普遍的现象。
老师喜欢学生,导致学生有了更大的学习兴趣,成绩就会有所提高,而成绩的提高又进一步使得老师欢心。
喜欢一门课,可能是因为自己成绩好,而成绩好,很有可能又是因为喜欢这门课。这两者孰因孰果已经很难去探寻,甚至都可以是最初的原因。一次考试偶然的获得好成绩,意外的产生对这门功课的兴趣,都可以让一个学生进入这种因果的循环。这一点已经得到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证实。
不信任的氛围、不确定性的增加、不尊重规则的行为、权力的不均衡、种族歧视等等一旦产生,如无意外的干预就会不断地加强。
这种因果的循环力量非常的强大,一旦一种秩序具有这种加强的特性,都是非常稳定的。
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王朝的衰退与崩溃,尽管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解释,但是权力不均衡这种稳定的、自我加强的秩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王朝的崩溃,就是这种自我强化的逻辑已经很难继续下去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即使是崩溃之后,也只是在一个更低水平的状态重新开始自我加强的循环,权力的不权衡的状态并没有消失。如此循环,就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尽管秩序这种逻辑上的自我加强并不是只会带来坏的结果,但是,因为它的强大的力量,我们不得不对他保持足够的警惕。尤其是要警惕追求短期理性的冲动,就像很少的几次带来极大快乐的吸毒之后,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追求短期利益,一旦让秩序进入这种自我加强的循环,很有可能以付出长期理性为代价。这正是短期理性导致长期的无理性的一种逻辑。这也是古典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缺陷。
实行计件工资的组织极容易让秩序陷入这种自我加强的因果循环。一旦工人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从雇员来看,工资提高;从管理者来看,得到更多的利润;这一切看上去很好。然而,一旦生产效率提高,管理者很难抵制降低工资率或者裁员的诱惑,因为这是符合管理者的最大利益的——最大化利润。然而,一旦真的这样做,在雇员与管理层之间的信任遭到损害,这种不信任一旦建立很有有可能陷入一种自我加强的循环。计件工资的激励效果将会完全消失。[23]
如何防止这种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获得短期利益的行为是一个组织,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持续的挑战。
巴纳德认为组织本质上是人们的合作的群体,总裁的主要职能是促进这种合作,“责任感使献身精神成为理所当然,并引起对合作的初始忠诚,少了它,(组织的)能力将不能释放,也不能提高,然而,组织的持存长度是与管理道德的宽度成正比的。这仅仅是说,深谋远虑、目标长远、理想远大是持续合作的基础”。[24]
沃尔沃的总裁派尔吉伦海默认为:“除非管理者得到雇员的尊敬,否则他们将会相互怀疑,……一旦雇员们信任和尊敬一个管理者,真正的进步就成为可能。”[25]
林肯电气的创始人詹姆士林肯强调领导者的主要职责是赢得雇员们的信任。“如有成功的激励管理,那么挣工资者必须绝对的将老板视为团队中的和对团队都是诚实可靠的合作者。老板只能赢得这样的认可:他必须值得信任。他必须在更严厉的考验下把持住自己。[26]
诺斯认为“那些可随意被统治者修改的规则,与不能被修改的相同规则,在绩效上会差异甚大。产权越容易被统治者按自己的利益所改变,投资回报的期望越低,投资的激励越低。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统治者或政府在建立一套相关的产权之外,建立一个对这些产权的可信的承诺”。[27]
以上的言论所要说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尽可能的防止一种可以带来低绩效的秩序陷入自我加强的逻辑循环中。
第二种方式、学习的强化效应促进了秩序的稳定。
 
19世纪末期,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很快受到全世界生物学家的注意。巴甫洛夫致力于神经系统如何支配行为的工作。他通过研究狗产生唾液的种种方式揭示了一些学习行为的本质。
  为了计量狗在实验期间分泌唾液的量,他为每一只实验的狗做了一个小手术,即改变了一条唾腺导管的路线,唾液通常是通过一条唾腺经过导管流入狗的口腔的,巴甫洛夫改变了这条导管的线路,使它通到体外。这样,就可以接取和计量由导管滴出的唾液。
  待狗的手术口愈合后,巴甫洛夫便开始实验,他每次给狗吃肉的时候,狗即流口水,而且看到肉就流口水,这说明狗是健康的,具有流涎反应。此后,巴甫洛夫每次给狗吃肉之前总是按蜂鸣器。于是,这声音就如同让狗看到肉一样,也会使他们流下口水,即使蜂鸣器响过后没有食物,亦如此。
  不过,巴甫洛夫发现,他不能无休止的连续欺骗这些狗。如果蜂鸣器响过后不给食物,狗对该声音的反应就会愈来愈弱,分泌的唾液一次比一次少。但是,假如不是连续数天的试验,他们还会对蜂鸣器的声音作出流涎的反应,然而已经不像先前得那么多了。
  巴甫洛夫从试验中得出,几种不同的刺激都能跟蜂鸣器一样起同样的反应。例如,不论是打铃还是轻微的点击,只要与食物结合起来,就会使狗遵命流口水。巴甫洛夫把这种非本能的反应称作条件反射 
  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如果只有非条件反射是无法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的。可以设想,机体不能只依靠食物掉入口中才引起吃食动作,更不能只在身上遭受伤害时才引起防御动作。实际上,在生命活动中,单纯的非条件反射是不存在的;机体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不断在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条件反射,所以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相比,前者的数目是无限的,后者是有限的。条件反射扩展了机体对外界复杂环境的适应范围,使机体能够识别还在远方的刺激物的性质,预先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条件反射使机体具有更大的预见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人们学习的过程,实际也类似于这种条件反射。当一种行为、现象、观念反复出现的时候,他们在人们的意识中不断的得到强化。这种强化的结果会导致人们表现出一种一致性,无论是行为、还是观念。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秩序。正如铃声与狗分泌唾液一样。
这里所说的“学习”要与利益的自我加强机制中的“学习”区分开来,后者的学习意味着人们在不同的选择中理智的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有明确的目的性。人们趋于“理性”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而,前者的学习与个人的理性没有任何关系,学习的个体很难与某种明确的目的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人们普遍忽视交通规则的社会群体中,人们通过学习,很快就学会了这种行为;时尚的流行,实际也是这种学习强化的结果;在行贿受贿盛行的社会中,人们很自觉地遵守这种与法律相悖的行为;在垃圾随处乱放的小区,人们更容易随手丢弃手中的垃圾;在讲真话者总是遭到无端的迫害的社会中,人们习惯于谎言;在谣言屡屡被证实的的集体里,人们很容易轻信,同时也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反复宣传的意识形态很有可能会深入人心,尽管很多的观点有违事实的真相。
最后论述学习过程强化秩序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他是最不重要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它是秩序最重要的一种稳定的内在逻辑。根本就不用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会明白许多传统、习俗、观念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得到传承因此而稳定的存在。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观念、“春节回家团聚”的习俗。
企业文化就是一种稳定的秩序。作为企业文化核心的价值观怎么在企业中得到加强并稳定下来的呢?
特伦斯迪尔与艾伦肯尼迪认为有三个重要的方面[28]
第一、英雄人物。“如果说企业的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那么英雄人物就是这些价值观的人性化体现和组织力量的缩影”、“当员工试图寻找个人追求与企业目标之间的现实联系时,就会选择英雄作为榜样,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细小的成功行为作为标杆”、“无论是亨利福特那样的天生型英雄,还是像年轻的发明家那样的后天造就型英雄,他们都强化了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
第二、礼仪与仪式。“要想使一种企业文化及其体现的价值观繁荣昌盛,就必须举行一些仪式和庆典活动”、“这些仪式让文化以一种富有凝聚力的方式显现出来”、“对于文化建设者来说,优胜者勋章以及游戏、仪式和庆典等其他形式的活动都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如果做法恰当,庆典会将价值观、信仰和英雄形象深深刻在员工的脑海和心灵中”、“如果缺乏富有表现力的事件,任何文化就会消亡。没有了仪式与庆典,那些重要的价值观就难以对人们产生影响”。
第三、文化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是组织内部信息沟通的主要手段,它把公司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是用职位或头衔。这个网络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传递信息,而且因为它能向员工解释信息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组织内部发生的事件中,有90%与正式事件无关,真正的事情是在文化网络中发生的”、“它能够强化企业的基本信念,通过传播英雄的行为和成绩来提高英雄的价值,为变革设置一种新氛围,为CEO提供一个表现其影响力的严密结构”。
英雄人物的示范、仪式活动中的场景重复的出现以及文化网络中信息的反复刺激,都跟学习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只是企业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这种学习过程也有很大的联系。
秩序的这种自我加强的机制保证了它自身的稳定。我们可以称作为“刚性的自我加强的循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描述的就是这种现象。现实中秩序的加强方式,可能并不是像我们论述的那样泾渭分明,极有可能是纠缠在一起。就像市场、专制这种秩序的自我加强方式就三者兼而有之。
除了自我加强的机制之外,一种秩序的稳定性还可能源于另外一种秩序的稳定性。世界上存在的秩序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种秩序的存在可能是以另一种秩序的存在为基础,或者说一种秩序只是另一种秩序的表现。当我们分析一种秩序的时候,其他秩序的存在与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诺斯所说的“制度矩阵”或者其他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环境。
正如前文所述,不同类别的的秩序的稳定性是不一样的。一种制度、规则之所以稳定,可能源于另外一种稳定的制度与规则或者源于人们意识中稳定的观念;而观念的稳定,可能源于我们人类自身稳定的的特征。
培顿扬关于交换媒介的选择的例子中,如果当一种交换媒介略微的优于另一种时,例如金子与银相比不那么容易失去光泽而更被人们所偏爱时,他将更有可能被人们稳定的选择来作为交换媒介,正如历史所呈现的一样,我们选择金本位而不是采用银本位。因此金子作为主要的交换媒介这种秩序之所以稳定,只是因为他的一些属性相对于银而言更被人们所偏爱。后者显然是非常稳定的,例如金子更加不易被锈蚀,密度更大、存量也更少,金银从诞生开始这种差异就稳定的存在。
再看看另外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例子。
两个人合作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人可以选择工作或者偷懒。如果双方都工作,他们的回报会更多;都偷懒,则回报就低;一人偷懒,另一个人工作,则偷懒的人获得与两人都偷懒时相同的回报,而工作的人由于付出了努力,因而获得的回报的不如偷懒的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中,偷懒行为是风险占优的,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双方都偷懒,也就是说双方都偷懒这种情况相对于双方都工作这种显然更符合集体理性的状况是随即稳定的[29]。在参与人数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为什么合作不会是随即稳定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自利的。而人的自利性是一种稳定的状态,从社会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秩序。正是这种稳定的秩序,让合作这种显然更符合集体理性的秩序极易崩溃。所以,盖瑞米勒认为“N人重复博弈囚徒困境中的合作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人的背叛将导致所有人合作的全部崩溃”[30]。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公共资源的退化与滥用就是这种稳定性的最好的见证。
清朝数百年的统治期间,男性都统一留着一种奇怪的发型,很难说这种发型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甚至可以称作为很难看,然而,为什么这种秩序稳定的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居于国家权力中心的是满族人。随着清朝政府的垮台,这种男性长辫子的发型迅速消亡。
女性裹脚,源于“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过多的生育后代,源于相信“多子多福”,源于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法律的缺位,让专制的产生不可避免。领导者的名字出现的顺序、发言的顺序、出席会议时的座位安排的一致性,源于背后权力等级的稳定;
一种秩序稳定的存在,很有可能我们可以发现支撑它存在的隐藏得更深的一种更稳定的秩序。这种深层的秩序,也可以影响其他秩序的利益的自我加强的方式从而促进它的稳定。例如道德舆论的压力就可以改变人们的选择。
最后秩序的稳定还有一种很简单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没有可以取代的新秩序的产生。
畜力耕作的方式延续了几千年、有些部落甚至至今都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以时辰计时、靠风力来航行、专制的政治制度持续漫长的时期、三纲五常等等,这些秩序之所以长期存在,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发现更好的方式来替代。这一点可以从不同国家技术的发展历史中可以明显的看到。
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是秩序的稳定性对我们人类的利弊了。正如培顿扬所说这种稳定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将达到最优的结果的等待时间减少,但与此同时最优结果也可能存在不久就会被某一次优结果所取代”[31]。人类从这种秩序的稳定性中收获巨大的利益,同时也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前者最好的例子某过于文字、语言、科学、思想、市场,后者的例子诸如战争、仇恨、种族歧视、专制、暴政、掠夺等等。
简单的给秩序稳定性的利弊做一个判断是毫无意义的。其实,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秩序的稳定性。人类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与未来,保持秩序适当的稳定性是我们唯一可以应对的策略,尤其要警惕的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秩序,尽管短期它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很有可能未来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是说一个组织保持较高的“适应性效率”,将允许它在不断试错中改变着自身的秩序,而此过程中也将会付出较少的代价,从而避免陷入集体的无理性与长期的无理性。
诺斯的下面这段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我观察到当人们看到一个国家持续增长了十年就会很兴奋,他们说“这个国家正处于通向发展的道路上”,或者“我们最
后会克服拉丁美洲式的不稳定”,或者“我们最终会成功实现经济的转轨”。对经济史学家来说,这的确是谬见。我认为要是在50年或100年的时期内,那么我会考虑你们是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社会:有抵挡冲击的能力,有战胜频繁出现的问题的能力。这与10年或20年的连续增长是非常不同的。西欧和美国已熟练掌握了适应效率。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能够抵挡各种冲击、战争和彻底的基本变化,并通过始终成功地改变自身的制度结构实现长期持续增长。那是我们真正想让现在的社会所实现的,包括第三世界或是像拉丁美洲经济那样过去300年来停滞和增长交替而不是稳定增长。稳定增长是完全不同的事,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在短期内实现它。”[32]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宽恕实际就是一种改变秩序稳定性的方法。如果没有宽恕,彼此仇恨这种非常稳定的秩序将会给我们带来永无休止的灾难。
培顿扬说过一句话:从短期来看,一个制度的关键性质在于其惰性[33]。这句话可以改一改,对于我们人类社会而言之,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所建立的秩序的稳定性,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它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页51
 
[]参见诺斯为伦敦的Wincot所做的演讲。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页4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页6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郑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年,也115
[] 同上。
[] 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184
 
[] 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188
[]盖瑞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赵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282
[]盖瑞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赵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282
[1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页130
[12]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0
[13]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6
[14] 参见韦森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
[15]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1
[1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页128
[17]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页129
[18] 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15
[19] 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17
[20] 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17
[2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页129
[22] 更多信息与实例可以参见盖瑞米勒的《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
[23] 有关这个例子的更多信息参见盖瑞米勒的《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
[24]盖瑞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赵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251
[25]盖瑞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赵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304
[26]盖瑞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赵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305
[27]盖瑞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赵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293
[28]以下内容参见:特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李原、孙健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7——103
[29] 实例更多信息参见H.培顿.扬的《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
[30]盖瑞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赵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256
[31] 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页17
[32]参见诺斯为伦敦的Wincot所做的演讲。
[33] 所谓的惰性是指将一种不好的制度推翻到一种好的制度这一过程的预期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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