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2)

姚洋 原创 | 2010-09-12 21:26 | 投票
    在中国,革命不仅改变了共产党执政的大陆,也改变了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在1950年代早期,尽管两岸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的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政治学者Woo-Cumings 认为,中国台湾和韩国之所以在战后成就了经济奇迹,和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对两个地方社会精英的限制有很大关系。日本殖民者之所以限制社会精英,是因为社会精英更可能具备民族意识并组织反抗。然而,“这个过程具有强有力的均等化效应,使得(这两个地方的)收入比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平等,从而为有效的干预型国家的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给了它们相对自由的手脚去建立它们认为合适的发展同盟。”这个论断也适用于中国大陆。对于大陆和台湾而言,我们还可以加上土地改革的均等化效果。两岸政府可以放开手脚搞发展的一个例证是,两岸都建立了国营企业,都通过从农村提取剩余加速工业化进程。在大陆,1953至1978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资本累积至少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在台湾,1951至1960年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贡献了25%的资本积累。

  两岸的分野发生在1956年。这一年,大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完成了私人资本的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在农村启动了集体化进程,并于1958年以公社化告终。台湾则在1960年代早期开始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由此,两岸经济增长发生分岔。笔者和郑东雅的研究表明,1953─1978年间中国大陆对重工业的补贴是必要的,但补贴时间太长了。我们的计算表明,最优补贴时间应该是12年,即到1965年就应该结束。如果大陆也像台湾一样,在1960年代初期放弃偏向于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并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则大陆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落后于台湾。

  计划经济时代的失大于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一步拉平了中国社会。政府开展了广泛的识字运动,大量投资中小学教育,大大降低了中国的文盲率。目前,中国的文盲率为10%,而印度的文盲率为39%。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采取了“低成本、高覆盖”的政策,大大改善了人民的基本健康水平。以反映健康水平的婴儿死亡率为例,建国初期(1950-1954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男性和女性分别为千分之一百四十六和千分之一百三十,到1978年,两者分别下降为千分之四十四和千分之三十八,而印度要等到2000年之后才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将看到,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成功,和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平等让中国政府避免陷入发展中国家政府被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常态,可以把注意力投放到长期经济增长上来。

  二、 贤能体制

  中国具有悠久的选贤任能的传统,科举制度是其中的典范。尽管经过上千年的演变,科举制度最终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绳索,但它所蕴含的社会治理理念却至今没有过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相对于欧洲流行的贵族制具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它造就了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只要自身足够聪明和努力,也可以成为宰相,而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人。这在实行贵族制的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借中国的科举制度批判欧洲贵族制的原因。其次,科举考试的本意是选拔具有德性的人进入官僚体系,尽管这个初衷在现实中未必完全实现,但至少是给官僚体系注入了德性的要求,诱导官僚们不仅为皇帝的江山社稷服务,而且把自己当作百姓福祉的代表。

  在现代意义上,科举制度对民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一人一票、政党竞争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在现实中,它们没有保证政府能够为民众服务,换言之,政府失去了应有的德性。孙中山先生在设计帝制崩溃之后的共和国体制的时候,没有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而是在三权分立之上增加了考试院和监察院。考试院承袭了科举制度,意在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而监察院的目的是考核政府的运作,以政府的表现、而不仅仅是选票衡量政府的好坏。

  在当前的中国,公务员考试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弱化形式,科举制度的实质,即贤能体制,则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得以发扬光大。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声望达到顶峰,但是,党没有及时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致于在多次政治运动和经济决策上犯有错误。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变化是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架构和决策机之后的首要变化是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架构和决策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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