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民生是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向

傅子恒 原创 | 2011-10-11 11:18 | 投票
  

  本文提要:对应革命型政府、建设型政府、管理型政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任务目标,我国财政支出重点一直是促进资本形成以为经济起飞做准备。在初步完成起飞并向成熟阶段过渡之时,财政支出结构需要进行战略调整。适应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要求,更多促进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增长质量,更加注重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更加注重全社会成员整体以及个体福利均衡提升等等,应该是新时期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历史轨迹

  从政治与经济制度变迁角度观察,建国之后我国财政收支总量表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0-1978年,该阶段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1993年,该阶段对应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的时期;第三个阶段自1994年至今,我国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以“分税制”确立为标志,包括财税、会计核算在内的经济体制各个层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

  以上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罗斯托(Rostow)理论中的传统与准备起飞阶段、经济腾飞阶段以及初步完成腾飞阶段。

  从战略结构来看,各个时期财政支出项目侧重点各不相同。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1、1950-1978年,“革命型政府”对应“吃饭财政”、“建设财政”。该阶段以严格的国家计划为特征,财政资金首先被用于满足基本的经济建设之需,民生需求只在最低层级上以“配给”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支出处于极低水平。

  2、1978-1993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对应“建设财政”、“管理财政”。在这一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体制转型,城市化建设全面展开,财政的建设支出继续居于主导地位,支出结构中对投资方向进行了若干调整,以满足民生为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更多关注,民生支出有所增加,但公共服务性支出仍处于较低水平。

  3、1994年至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对应“管理财政”、“服务财政”。在这一阶段,我国进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全面经济建设时代,重化工、城市化步伐加快,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全方位展开,政府职能开始在管理中开始注重服务职能,社会保障建设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建设性支出相对比重下降,但仍处于支配性地位。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在宏观结构演变方面呈现出的特点是:1、生产经营性投资者支出占据主流;2、初期“重建设”而“轻民生”,近年正在转向注重二者之间的平衡;3、民生建设仍属刚刚起步阶段。尽管近几年来,市场缺陷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我国政府加大了民生支持力度,但总的来看,积累优先、投资拉动增长的财政支出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4、管理日益庞大而复杂的行政性开支大幅增长。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战略调整的方向选择

  我国社会向成熟的市场阶段过渡的进程,决定了现阶段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财政支出结构的战略调整必需更好地平衡经济建设支出与民生支出,必须优化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强化政府的经济平衡功能;强化对就业、民众福利提升、消费的分配调节等民生方向的引导功能;强化公共产品提供与公共服务的支出功能。总的指导方针,我们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必须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功能,又要发挥财政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长期与短期利益必须兼顾,必须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均衡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必须更加注重民生支出,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必须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功能。

  我国经济多年增长积累起雄厚的物质财富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基金,已经有条件、也有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之需,让全民共享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成果,这是社会公平的体现。而从效率角度来看,对于仍处在向福利社会趋进的中国而言,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资本形成,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重点。但经济可持续增长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在外需增长放缓、投资增长“增量”潜力挖掘空间难再扩大的时候,消费贡献力度需要加大,财政支出有必要进行积极配合。

  关于财政收入分配功能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还存在一个认识转变问题。传统观念认为,财政支出向民生方向倾斜,更多涉及的是公平问题。我们认为,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不仅涉及公平,也涉及效率,这一结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按照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个人与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递减,因而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有着巨大的差异,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其有消费意愿而没有消费能力,因此,采取措施更多照顾中低收入群体,提升其个人与家庭的消费能力,可以增加社会的总量消费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其次,根据理性预期理论,一定时期社会消费函数既取决于现实收入水平,也取决于个人与家庭对未来的预期,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其他基本保障等各种因素都影响着这种预期,故保障性支出通过消费预期影响消费选择、进而影响经济效率。第三,财政收入分配功能涉及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投入,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角度来看,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科技与教育的投入,人力资本、科技与研究开发、教育投入是一种基础性资本支出、是生产性支出而不是消耗性支出,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观”。上述三个方面,都可以使我们理解,增强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功能是提高社会公平的需要,也密切关系着社会效率。

  关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我们提出以下若干政策性建议:

[1] [2] 
正在读取...
个人简介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