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已经来到

李稻葵 原创 | 2011-10-07 12:45 | 投票
  

  中国经济不用担心硬着陆,但是,过去多年来带病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全面调整的关键期。未来两到三年,经济增速下滑、3-5%的温和通胀会使企业经营压力高涨。要保证这一时期经济的平稳调整,财政政策应当从“宽”,货币政策应当从“紧”,但根本是要促进改革,包括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结构,实行结构性减税,推进国企改革,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外的媒体一反看高看好中国经济的捧杀态度,论调转为普遍的唱衰,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硬着陆,甚至会出现日本式的长期衰退。一时间,硬着陆成为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已经来到,从现在开始,未来2到3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对放缓、通胀压力持续高涨的调整期,如果经过努力能够调整到位,将为未来10-20年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持续调整提供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用担忧硬着陆?

  首先,我们分析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贫穷、人均GDP仅在5000美元左右的经济体。在这一人均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阶段,仍然存在大量尚未满足的需求,市场经济自然的扩张性仍将比较突出,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在工资率略有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时间;再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性建设必须完成。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仍然是需要学习的赶超型经济体,大量的先进技术、商业模式仍然可以从国外的先进市场经济中进行学习、模仿和赶超,因此,生产效率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再次,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这与日本和韩国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大国经济,中国有极为广阔的内陆市场,如西部相对比较贫困落后的省份,不仅能够承接东部的生产能力,而且能够消化中国经济许多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

  以上三点,即,人均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赶超型经济和大国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比如接近9%的增长速度的潜力。更具体地讲,未来中国的三件大事将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个底线。

  第一,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率,包括常住城市的外来工人口,仅仅达到50%,比相应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率整整低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除了正常发展带来的不断上升的城市化率,中国还有大约12%的空间可以利用。经验表明,城市化率每一个百分点的提高,能够带来2%以上的GDP增长速度。

  第二,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是,由于人口众多,同时适于人口居住的国土面积相对有限,可使用国土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因此,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国土建设需求,如水利、抗震等其他防治地质灾害的建设。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直接拉动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第三,中国的消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望持续提高,因为现在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有逐步回升的态势,这一定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上升,也意味着居民的消费和零售总额在上升。

  总之,中国经济增速未来下降的底线是有保证的,下滑到8%以下是不太可能的。

  既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有底线的,那么,中国在未来两三年内会不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滞涨这一难题呢?

  其实,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根本上,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那种总体有效需求迅速扩张的局面,中国经济今天的一个基本态势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而总体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国际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制造业企业仍然有能力消化吸收相当一部分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太会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从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不断改善,基本农产品的产量持续增长,因而不会长期出现农产品价格高速上涨的情形。事实上,这一两年猪肉价格大幅度波动,并不是生猪生产的基本面有问题,主要是制度创新没有跟上,没有像保护粮价一样给农民提供一个长期的生猪收购价格底线,让农民养猪的生产决策面临过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直接带来的是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

  总之,中国经济不具备恶性通胀的压力,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两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再出现的。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关键期

  尽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缓,温和通胀压力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式将进入一个全面调整和转变的关键期。

  为什么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根本的原因是过去十年来,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性政策实施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必须从本质上解决,但是经济却在高速运行。好比带病高速运转的机车,不可能持续,必须减速修理。其中最突出的是过去17年来财政体制基本没有改革,这产生了不可持续的地方土地财政的局面,潜藏了地方财政的危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实质性的财政体制改革,而改革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增速放缓和结构性通胀压力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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