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转型取决于改革的进展(2)

吴敬琏 原创 | 2011-11-18 12:22 | 投票
    吴敬琏: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所谓“强势政府”即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点。我赞成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而不是“全能”的,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记者:投资、消费和出口顺差是构成总需求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从而也被看作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目前出口顺差呈缩小的趋势,我们亟须拉动内需,但是现在依靠劳动力的收入非常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里分析过19世纪中期劳动者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原因。他指出,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劳动者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是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与此类似。目前投资率已经提高到45%左右的惊人高度,资本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也相应提高到惊人的水平。在中国,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再后是私企,特别是那些同政府和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得到政策“照顾”或分享特权的私企。所以,问题还是回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上。

  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结构的问题,光靠政府“削富济贫”的再分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何况政府出手愈大,就要从纳税人那里索取更多的税收和非税收入。最近两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已经达到30%以上的畸高水平。这样下去,只能压缩中等收入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白领)的收入空间,甚至造成国家问题: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记者:您经常提到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本质上来讲,腐败是行政寻租现象。有人说腐败的蔓延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这种说法无法从历史上找到证据。欧洲国家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是17-18世纪的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时代。采用国家干预手段积累国家财富的重商主义是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对重商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强化重商主义,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就不能避免。现在贫富悬殊特别严重,一个原因是粗放增长模式,再一个就是重商主义式的政府干预造成了普遍寻租的基础。

  不独中国,二战后采取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经历过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吹胀和最终破灭的灾变。当然,即使出现了危机,也不是永远不能自拔。如果能够痛下决心,厉行改革,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重现繁荣。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用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来重塑体制,使企业的竞争能力得到很大加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者:对于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缺失您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一些中外学者早就指出,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在中国往往被称为“事权”)过度下移到省、市、县一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有必要和有理由多方设法弄钱,扩大财政的盘子。比如我记得2002年一次讨论农村工作的座谈会上议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而我国内地大部分县以下单位并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甚至处于破产状态。后来采取了措施,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农村义务教育的情况有了一点改善。但是现在看来,这仍然不够。所以有许多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中央财政部门的一些领导人早就提出来了,中国政府的事权(支出责任)过度分散,要更加集中。但是它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记者:您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您认为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吴敬琏:我觉得,市场经济的主要好处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按照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能够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不过如果仅仅有这一条,还不足以证明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例如,在20世纪初期,就有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论证过,只要中央计划机关通过计算,正确地规定各种资源的价格,据此编制计划,计划经济就能和市场经济一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实践中,前苏联、印度等国的计划机关也都对实现计划的“科学化“做过许多探索。虽然20世纪末信息论的进展和经济学的新突破表明,计算出各种资源的均衡价格(或称“影子价格”)是不可能的,但是总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借助于计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早晚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亚当•斯密的想法完全正确: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既有利己心,同时具有同情心。在这种状态之下,市场经济的好处就是使追求自利的人必须为社会服务,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在人性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把大多数具有利己心的普通人引导到为社会谋福利的道路上去。

  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的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则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秩序,以及弥补所谓“市场失灵”,从而提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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