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我们也具有治理通胀的经济增长条件;
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宏观调控任务。
一、高速增长中的总量失衡及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在1992年至1996年和2003年至2007年两次连续5年每年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战后这种情况在全球只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在中国)。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我国经济率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GDP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在2.9万元人民币(约4000多美元)以上，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总量也存在着失衡，其特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大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失衡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总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是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底，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首要宏观目标是反萧条，宏观政策采取扩张性措施，特别是扩大内需。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每年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同时宏观经济失衡也出现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的同时，在内需中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投资品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费领域则需求不足，工业消费品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投资与消费出现反方向失衡的条件下，总量政策目标难以选择，既难以紧缩，也难以扩张，宏观总量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差异性调整，相应在宏观政策的运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扩张性的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总量政策目标首要是紧缩，即通过从紧的政策实现“双防”目标：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上涨。
但到2008年7月，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更为突出，相应的宏观政策从“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物价”，开始强调刺激经济，到年底进一步明确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政策开始全面扩张，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财政与货币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
目前，我国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兴工业化国家，即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有一段距离。按照我国经济增长目标，进入新世纪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较2000年水平翻一番(这一目标在2007年已提前实现);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即比2000年翻两番，增长4倍，总量和人均水平都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总量上实现全面小康，在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若时间表不变，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5%-6%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方面，按当代国际标准取得实质性赶超。由此看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国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目标之前，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长。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现阶段处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长(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较高增长(潜在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9%)可能的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导致泡沫破灭，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类似东亚泡沫和拉美陷阱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