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运动”的导火索，是美国等西方各国的收入差距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赤裸裸的暴露，其根源则是过去几十年其教育、医疗、住房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体制存在缺陷。然而，很多美国人并没有意识自身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却指责全球化导致了自身的困境，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可以预见，美国国内政治将向左转、国际政治战略将向右转，这会使中国在进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面临严峻的考验。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平常心态，不为西方挑衅所怒，并励精图治加快改革，避免重蹈西方之覆辙，力求5年内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方面有重大突破，从而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的竞争力。
“占领运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3年后，正当华尔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危机的冲击中复苏过来的时候，全球各发达国家却风起云涌地兴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那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两个月之内，占领运动已经从华尔街扩散到许多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
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呈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1、涉及的社会层面非常广，除了金融业之外，几乎所有阶层的民众都已经参与；2、运动所表达的诉求极为广泛，既有反对华尔街贪婪的呼声，也有增进社会福利的要求；既有防止大公司操纵竞选和政策决策的呼吁，也有绿色环保主义的诉求；3、运动的矛头指向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运作体制，参与者们抱怨美国的政治体制不足以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占领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既然如此，它一定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毫无疑问主要来自经济层面，主要是抱怨政府福利支出的缩减，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高涨。那么，这种抱怨的根源在哪里？最直接的当然是与此情形呈鲜明对比和巨大反差的华尔街金融从业者等阶层居高不下的收入；而如果眼光更加长远，可以看到，这一不满的种子在西方各发达国家早已埋下。
自从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来，西方各国的民众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而这种收入差距集中表现为金融、高科技这些智力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反映为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这种差距在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信用扩张过程中得以掩盖，穷人可以轻易借钱消费，贷款买房，而今泡沫已经破裂，烟幕已经散去，这种收入差距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下，并成为引发这场群众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对此，印裔美国人、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 Rajan）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表的著作《断层线》（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中有比较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此书也得奖颇丰，得到美国思想界的广泛认同。
问题的根源在于深刻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
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这种收入差距的基础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收入差距的出现，是过去几十年以来西方自身的社会管理体制、教育体制等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不断暴露的过程，美国尤其突出。
在美国的体制下，普遍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当然，尽管在各级教育阶段，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美国都有极为突出的个别教育机构，大学中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中学中的波士顿拉丁、纽约布鲁克兰科学高中、史蒂文森高中等都表现优异，他们以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科学家为荣，但这无法掩盖美国绝大部分教育机构停滞不前甚至于绝对水平下降的局面。中小学如此，大学也问题不少，比如，美国大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
再比如说，美国过分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住房和医疗问题，导致医疗费用、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缺少基本的普惠性的特征，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些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以来整体竞争力相对下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的最深刻的原因。
客观地讲，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尤其是必须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层面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这场改革比之于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改革更加复杂，更为艰巨。
对此，美国的部分学者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最近发表论著《文明的代价—重新唤醒美国的美德和繁荣》(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书中用大量的数据论证美国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他提出的行动方案中，教育改革跃居第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尔保穆（Michael Mandelbaum）最近出版了畅销书《我们过去曾经如此》（That Used to be US），其中把中国作为榜样，大力鼓吹美国必须图变，而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体制改革。
全球化成为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