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失衡
中美两国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失衡。
在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在美国金融体系的鼓励下，高消费、不储蓄，并大量借债买房。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降到了-1%，显示美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了全部居民收入。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消费并不包括购买住房的支出，实际上美国人买房子的钱完全靠借贷。如果储蓄率不变，是无法用他们自己的收入还清贷款的。2007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体的美国家庭负债已经积累到13.8万亿美元，与当年GDP总额等值。恰恰是这样的“次级信贷”，被美国金融机构经过“金融创新”打包成优质金融资产，销往世界各地，最终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后，居民储蓄稍有提高，居民负债总额有轻微下降，而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债务却急剧上升，使美国的总负债规模继续扩大。[1]
美国的问题绝不单纯来自居民负债。从20世纪70年代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起，美国政府采取了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未偿还债务越积越高，占GDP的比重从1974年的低点38%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53%。而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救市，联邦债务连续以20%以上的幅度递增。到2011年9月，美国政府的未偿还债务总额已经突破14.7万亿，与GDP之比超过了100%。
截至2009年，美国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所欠未偿还债务合计，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5倍，比金融危机以前（2006年）的2.2倍又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再加上美国国内金融机构所欠债务，2009年债务合计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3.6倍。2010和2011年肯定又有新的上升。
过去10年间，美国的净储蓄率持续下降，1999年为11%，2009年下降到-0.8%。因此，实际上美国的投资也是靠借外债来维持的。
美国的高负债高消费模式，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收入分配模式的一种补充。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收入基尼系数长期超过0.4。但长期以来美国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低收入居民能够通过借债消费、借债购房的方式，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借债消费使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可以不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的状况，同时又把国内的社会矛盾保持在缓和的范围内。但是，一旦这种模式支持不下去，矛盾就可能爆发。最近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是证明。
美国的政府负债模式，也使美国在根本不储蓄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强大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包括对内的庞大公共支出和对外的巨额军费开支。但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并非随便哪个国家都有资格享受。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靠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支撑。因为只要有印钞机，无论欠多少债，都不用担心破产。通过这种方式，债务负担得以转嫁给全世界。这种高负债、高消费、以及金融立国的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最大受益者是处在这个利益链条顶端的占美国人口不到1%的富人、金融机构和大财团。
不过，只要是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就是证明。泡沫破了之后，有两种对策。一种是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调整，使失衡的经济重新恢复均衡。实际上普通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自金融危机以来，已经被迫降低消费，使居民储蓄率由负转正，提高了几个百分点。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结构失衡到这份上，调整过程必然是痛苦和漫长的，必然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并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把这种痛苦的改变传递到利益链高端的既得利益集团。
另一种对策的短期痛苦小得多。那就是靠大量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尽快提振消费，使美国经济尽早从危机的打击中复苏。这样做，美国的超消费模式不必改变，既有的既得利益格局短期内不被触动。但同时也保持或加深了结构失衡。
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为了提振美国经济，已经开动印钞机，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样做对美国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增发货币或多或少总会刺激需求，提振美国经济。其二，通过增发货币，美国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巨额债务就被稀释，美国的偿债负担就大大减轻了。未来说不定还会再来一轮新的宽松政策。在衰退期间，为防止更大的经济滑坡而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衰退后的调整时期继续这种政策，实际上是逃避调整结构的责任。
不久前奥巴马提出对富人增税来减少政府赤字，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富人和中上收入阶层负担的税率都低于中下收入阶层的税率。最近，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又通过提案，准备以汇率为由对中国开打贸易战，以代替美国必要的自身调整。这两件事也都说明，要触动既得利益是困难的。但是，想不触动既得利益，结构失衡根本不可能纠正。
靠刺激政策和贸易保护维持既得利益，也是要付出当期代价的。谁来承担这些代价？因为美元目前仍然是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货币，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债务缩水，就必然由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负担比重会更大。而贸易保护的直接结果，是提高美国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由于美国的中国产品消费者基本是中等以下收入的老百姓，对中国产品征税实际上也是对美国中低收入者征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