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路在何方?

朱敏 原创 | 2011-04-17 12:16 | 投票
  

 

  从历史纵深探索国企改革的出路

  By-留给历史


  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便是对经济参与主体的定位与分工,即由谁来办企业,由什么来配置资源。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模式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此消彼长。但无论哪种模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如果说有差异,仅在于不同历史阶段主导经济的力量在形式和程度上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

  经济活动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广义上的主体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机构和个人,而经济转型意义上的主体主要指宏观层面的政府和微观层面的企业。企业根据产权归属的不同,可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外资企业又是必须单独考量的特殊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过于强势是理顺经济主体秩序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这种强势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语境下的宏观调控,而是对政府的本分和经济规律的背离。政府越过了权力与市场的界限,结果是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非常低,国企成为产权不清的官商结合体,私企成为权力分肥的一级食物链,外企成为游入深海的大鳄。

  无论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明,还是西方启蒙运动时的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本分都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管理者,而不是与民争利者,所谓“政府应以义为利,而非以利为利”。因此,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行业由政府经办,竞争性领域由民间经办,由市场配置资源成为既符合契约精神又符合经济原则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盐铁专营,欧美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无不如此。这是我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成熟的经济体系的前提下,也是中国在经过上百年探索试错并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换来的教训。关于中国企业的模式,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这其实是按照黄仁宇大历史的视野对中国百年企业史的一种总结,但纵使今天,国有企业仍未彻底走出历史的阴影。

  比如,政治意义上的铁道部是国务院一个部,经济意义上中国铁路总公司是一家央企,但实质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回顾历史竟然发现这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兴办铁路模式在今天的翻版。再如,在国企问题上一边是李荣融卸任时自诩实现了央企增值保值的“无愧于心”,一边是舆论媒体对“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的口诛笔伐,政府对国企的错误定位让管理者成为两头受气的风箱耗子,即便如此,像中粮收购蒙牛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时有发生;在官商问题上,一边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的如影随形,一边是每倒下一位企业家必带出一批“有问题”的官员,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所滋生的腐败让权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人人又希望依附于权力而从中食利。可见,很多本该超越意识形态而无需争论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与常识的距离总是很远,背离常识的结果必定是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而片面甚至错误的认知则容易被固化积淀成社会问题,最终又反过来挑战常识。就像国企问题上,很多在现代企业理论上荒诞可笑的事情,在现实中却成为尊重历史传统,维护政治正确性的选择,这也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顾理论的与时俱进,而忽视历史的原因吧。

  今天国企数量不但大幅减少,其规模和盈利能力也今非昔比,而私企和外企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物权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成为市场经济的有力保障。但是,在社会稳定与意识形态的挑战下,在速度和规模的刺激下,“大政府小市场”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甚至错误配置,“重操控轻监管”导致契约精神的缺失。产品市场化而非要素市场化让政府牢牢的掌控着经济主导权。可见,现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停留在模仿的阶段,而国企因各种形式的垄断所导致的腐败和不分配利润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今天的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后的“三次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产品的市场化向要素的市场化转型的必然要求。虽然,我们已经站在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讨论国企改革,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国有企业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混合体,国有企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史的缩影。“国有”包含了国家、国民、国体、领袖、军队、意识形态等政治要素,“企业”包含了产品、市场、分配、管理等经济内容。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改革,而是对政府介入程度,对国企进行定位的问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国有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成为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个80年代,由于当时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私营经济已不复存在,集体经济除农业外所占比重也不大,而国有经济不仅占主导,而且数量上也占主体地位,绝大部分工商企业属国家所有,国有企业的效益如何,直接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同时当时的国有企业大都采取国有国营的模式,因此我们就把改革的侧重点放在了国营企业上,提出了“搞活国营企业”的口号。其本质是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下,通过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搞活整个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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