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实现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
制度：效率转型的关键
制度因素与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并且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因为，制度环境对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对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未来中等收入国家的激烈竞争中，决定其胜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制度”，他们相互较量的实质也是“制度”。“制度”对增长决定性作用与日俱增，依靠“制度”和管理等这些非物质生产要素驱动增长，意味着增长机制的深刻转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可被视为生产力，“制度”的质量可被视为生产力水平；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伴随制度变迁。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以法制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制度”建设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转型取得了较大成就，为可持续增长创造了有利环境。在未来十几年里，体制的活力与“制度”的优势是决定增长可持续性与国际竞争力以及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策：效率转型的保障
“政策”有四层含义。一是指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没有较好的稳定性，就难以提供稳定的预期，增长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甚至停滞或倒退。例如，通胀管理能力较差，政策出现偏差，通胀预期就必然较高，就必然会导致商业周期紊乱，放大经济的波动性。
二是指微观经济政策。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市场效率、企业财税政策、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否则，如果没有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依然不能实现。这是因为，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对提高货物生产和服务贸易的效率具有诱发作用，包括微观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数量，相反，微观经济政策失当就会直接影响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三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如果不适宜，例如，初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就难以调整，两极分化就难以控制，劳动的负激励显然不利于增长。再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与弹性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生产激励，进而间接影响增长。如果劳动力从一个经济活动迅速向另一个经济活动转移时成本较高，工资水平僵化，就说明劳动力市场僵硬，影响市场效率，进而影响增长。
四是公共政策。包括医疗卫生、国民教育、土地管理、市政建设等公共事务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应认真反思和总结经验，吸取以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使之能够适应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避免其成为制约增长的一个短板。总之，在以往的下中等收入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对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微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配套和配合等方面却存在许多政策缺失，有些已显得严重滞后；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社会环境和国民诉求等许多方面都有较大改变，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积极跟进，否则，将有可能拖累增长，在这方面，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教训值得吸取。
基础设施：效率转型的支撑
“基础设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交通道路、航空铁路、电力和电话等市政建设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在下中等收入的“经济起飞”阶段，尤其在“十一五”期间，这些硬件的基础设施投入较大、改善较快，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刺激一揽子方案中加大了对包括农村在内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为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指社会基础设施，即指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国民教育、金融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提供。统计显示，改善基础设施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既可促进增长，又可减贫。在这方面，韩国具有较多经验，它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每年提高GDP大约1.4%-1.8%，减少不公平大约10%-20%。相反的案例显示，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国家其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都有所不足，导致其增长乏力。例如，拉美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始终呈下降趋势，从1988年占GDP的3%下降到1998年的1%，而这20年正是拉美经济处于低谷的20年。巴西政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仅2007-2010年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达5040亿美元。于是，2003-2010年卢拉政府执政8年平均增长率为3.9%，最高年份2007和2008年分别高达6.9%和5.1%，而1990-2002年仅为1.9%。
在2010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位居第27，但相比之下，基础设施的单项竞争力排名仅为第50位。这说明，虽然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改善，但与其他领域相比还是落后的，在效率驱动阶段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求。同时也应看到，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基础设施的得分情况要好于金砖四国和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为中等收入阶段的效率驱动转型和可持续增长打下了一个基础。
制度与政策是决定性因素
10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布满在通向高收入目标的阶梯上。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激烈拼杀竞争中，就个案而言，无论其“基础设施”有多先进，自然资源有多丰富，劳动力资源有多充沛，他们都不是决定其最终能否跨越中等收入这个陷阱的决定性因素。充其量，这些条件只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通向高收入的充分条件，而必要条件是“制度”及其制定的“政策”，即“制度环境”和“制度建设”是具有决定性意义。
阿根廷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早在50年前就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资源禀赋十分优越，基础设施也非常优秀，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其经济增长的“动力组合”中，由于“制度”严重缺失，“政策”十分僵硬，阿根廷通向高收入的道路十分坎坷，步伐十分缓慢。
在“制度”层面，阿根廷在财产所有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公共基金的使用、政治家的公信力、司法的独立性、政府官员决策的公正性、政府支出的浪费与腐败、法律框架内解决争端的效率、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政策服务的可行性等方面，受到阿根廷人和外国人的指责，这十几个子项目竞争力的评价在全球139个经济体的排名中均倒数最后（指排名在130名以后）；
在“政策”层面，阿根廷在农业政策的执行成本、商务贸易障碍的普遍性、海关执行程序的负担、商业贷款的可获性、商业竞争的本质、资本流动的障碍等6个微观经济政策的子项目排名中倒数最后；在劳资关系的合作态度、工资决定的弹性、聘用与解除职业关系的规则、劳动生产与工资报酬的关联度等4个社会政策的子项目排名中也是倒数最后。须知，上述10个政策领域是构建货物市场效率和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关键性指标。
此外，在全球139个经济体排名中，阿根廷“屈居”第100-130名之间的子项目还有将近50个，他们均属“制度”和“政策”的范畴。
阿根廷案例说明，第一，“制度”和“政策”具有相当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构成一国核心竞争力的要件。这些“无形生产要素”甚至比任何其他自然资源更稀缺，比任何其他诸如劳动和资本的有形要素更不可替代。第二，正是由于“制度”和“政策”的严重缺失，导致阿根廷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释放；它向人们揭示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阿根廷在中等收入这个陷阱里爬行了半个世纪至今还未出来，乃至成为世界之最？答案必然是：糟糕的“制度”和“政策”必然导致糟糕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