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 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罗马共和时代，到16世纪，公民教育在欧洲随国家思想而勃兴。[1]“由国家大规模的担承近代意义的公民训练的学校之设施”则始于19世纪。[2]从那时起，公民教育不仅成为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标。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1924年，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
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3]
1927年，陈筑山概括了公民教育的三个目的：
一、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故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实应今日国家的根本要求而立。”
二、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逞私见、好私斗，重私德，轻公德，“处今日公共生活很发达很复杂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性的弱点，非从根本上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团体道德不可。故公民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实为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病症而立。”
三、 “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故公民教育的第三个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4]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无论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还是留在国内的张元济、严复、蔡元培这些人，无论是办刊、办学，还是翻译、出版，他们的基本共识，都是要开启民智。开民智乃是为了造就一代新民，正是借助梁启超、严复的笔，“国民”、“权利”、“义务”、“平等”、“自由”、“自治”等词汇相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通过普及最广的教科书将这些思想播洒在幼小者的心中，这是百年中国转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期。
到民国早年，公民课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创办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终刊于1948年，三十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80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
然而，在以往的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搅动时代风云的思潮，那些一言而为天下法、享有大名的思想家、知识分子身上，对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尤其那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旨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断裂和遮蔽造成的。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晚清以来的修身到民国的公民教科书为例，结合《教育杂志》的讨论文章，观察20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在这块古老大陆走过的路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教育杂志》也曾是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大致上看清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在萌芽、兴起、衰微的演变轨迹。
二
确切地说，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1912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但此时“公民”还是与“道德”捆绑在一起，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严格地说，“公民道德教育”还不是普遍意义上“公民教育”，而只是新的“修身教育”，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晚清新学初兴之时，承接长期传统儒家教育，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典范，初小10册为张元济所编，高小4册为高梦旦所编，中学5册为蔡元培所编，都署名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三人校订。
1896年出生在贵州盘县的张道藩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读过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5]
其实，蔡元培编的修身教科书已经依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在“国家”一章大谈“人之权利，本无差等”，“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还专门有“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低，官员、医生、教师都要有职业道德。鼓励学生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等。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私德层面，更多的立足于公德，或者说开始强调公民修养，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所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