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二战后拉美经济发展经历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即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后，便难以再维持高增长，失去增长动力。中国当前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倘若不能成功跨这一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如何看待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中国当前的社会特征？
王小鲁：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原来的比较优势会发生改变，对其后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而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这反映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很多制度安排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而政权在利益集团的把持或影响下，往往侵占公众利益，不能推进符合全社会利益、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因此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政权频繁更替，政策左右摇摆，当然也就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初期，人们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蛋糕做大，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蛋糕做大了怎么切，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目前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也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常人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增长模式、和发展阶段有关系，我认为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能不能建立一套适合发展的公正的制度，在收入分配、公共资源使用、政府的行政管理等方面建立规则，合理地约束政府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记者：根据“六普”数据计算，2010年总抚养比约为34.17%，延续了前几年的下降趋势，其中少儿人口比例下降明显，专家预测总抚养比将在2015年达到最低点，之后会逐渐上升。抚养比变化是否会对经济造成冲击？如何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王小鲁：过去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年1%—4%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现在形势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增长放慢了，老年人口比重将逐渐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凸显。但是老龄化问题并非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经历了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老龄化对经济会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老龄化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还是看我们如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改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在制度方面，及时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和战略调整。
记者：2003年开始，劳动工资特别是农村人口劳动力工资出现了上涨态势，这是否由劳动力短缺所带来？如何看待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如何看待过去数十年中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结束？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王小鲁：最近几年工资上涨比较快，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密切相关。改革以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现在转移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可能逐渐转变为供求平衡甚至相对短缺。按照刘易斯模型的理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必然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同时，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对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过程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益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二元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二元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目前这一情况还持续存在。在中国，二元经济时代结束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增长模式会相应地逐渐发生转变。
记者：工资上涨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这也诱发了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正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投资的重大战略，您如何看待这种替代思路？它是否符合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未来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是否是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有效途径？应如何推进这种转变？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曾被视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成功秘诀，您如何评价这种模式？
王小鲁：随着过去多年以来储蓄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高储蓄、高投资，使得中国资本积累也持续的高速增长。过去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很丰富；现在资本出现剩余，而劳动力出现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劳动力的逐渐替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除了需要提高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密集度之外，技术的密集度也需要相应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需要加快，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来替代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在资本密集度提高的进程中，仍然应该坚持市场主导的模式。中国过去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和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1978年以来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市场的主导作用和功能必须坚持。但是，政府也需要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单纯靠市场力量当然是不够的。还有一些生产公共产品或有外部性的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的不足，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去替代市场。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也不能简单解释为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的成功。
王小鲁：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原来的比较优势会发生改变，对其后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而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这反映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很多制度安排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而政权在利益集团的把持或影响下，往往侵占公众利益，不能推进符合全社会利益、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因此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政权频繁更替，政策左右摇摆，当然也就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初期，人们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蛋糕做大，而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蛋糕做大了怎么切，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目前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也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常人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增长模式、和发展阶段有关系，我认为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能不能建立一套适合发展的公正的制度，在收入分配、公共资源使用、政府的行政管理等方面建立规则，合理地约束政府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记者：根据“六普”数据计算，2010年总抚养比约为34.17%，延续了前几年的下降趋势，其中少儿人口比例下降明显，专家预测总抚养比将在2015年达到最低点，之后会逐渐上升。抚养比变化是否会对经济造成冲击？如何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王小鲁：过去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年1%—4%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现在形势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增长放慢了，老年人口比重将逐渐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凸显。但是老龄化问题并非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经历了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老龄化对经济会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老龄化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还是看我们如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改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在制度方面，及时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和战略调整。
记者：2003年开始，劳动工资特别是农村人口劳动力工资出现了上涨态势，这是否由劳动力短缺所带来？如何看待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如何看待过去数十年中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结束？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王小鲁：最近几年工资上涨比较快，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密切相关。改革以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现在转移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可能逐渐转变为供求平衡甚至相对短缺。按照刘易斯模型的理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必然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同时，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对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过程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益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二元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二元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目前这一情况还持续存在。在中国，二元经济时代结束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增长模式会相应地逐渐发生转变。
记者：工资上涨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这也诱发了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正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投资的重大战略，您如何看待这种替代思路？它是否符合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未来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是否是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有效途径？应如何推进这种转变？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曾被视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成功秘诀，您如何评价这种模式？
王小鲁：随着过去多年以来储蓄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高储蓄、高投资，使得中国资本积累也持续的高速增长。过去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很丰富；现在资本出现剩余，而劳动力出现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劳动力的逐渐替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除了需要提高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密集度之外，技术的密集度也需要相应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需要加快，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来替代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在资本密集度提高的进程中，仍然应该坚持市场主导的模式。中国过去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和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1978年以来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市场的主导作用和功能必须坚持。但是，政府也需要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单纯靠市场力量当然是不够的。还有一些生产公共产品或有外部性的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的不足，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去替代市场。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也不能简单解释为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