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走了一条极其艰难的路(3)

姚洋 原创 | 2011-06-19 16:12 | 投票
    有些时候老百姓的一些短期的需求或者局部的诉求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诉求,或者中国长远的诉求,这个我们要分开。但是这些人的影响力的的确确在日益增加,我们出现了所谓的带引号的“网络暴民”,还有“网络学者”,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波助澜。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这些人的左右的,这个我觉得的的确确有危险性。我觉得中国要尽快的实现民众的一种制度化的参与,否则的话就会通过这种非制度化的渠道变成一种洪水猛兽。

  我刚刚说的主要是说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危险可能是更严重,因为在这样一个政治架构下,可能这个危险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最严重的,当然民粹主义这个危险也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那么严重

  也许这个很难说,因为这种东西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真正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应该把他纳入到一个制度化的渠道里头,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真正的民主机制让老百姓说话,而不是我说话都是毫不负责任,反正在网上谁也不知道我是谁。

  记者:最近很多学者都在探讨巴西模式,认为巴西既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它的贫富差距也缩小的很快,那么您怎么看待巴西的发展模式呢?

  姚洋:巴西以前很长时间是一个军政府,在军政府下面增长得很快,在196、1970年代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巴西奇迹”,并不是现在才增长快,以前也增长快。当然他中间有一个所谓的“失去的20年”,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巴西的这个现在的经济增长在1990 年代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就是右翼的卡多索在台上的时候,他把恶性通货膨胀给压下来了.现在巴西的通货膨胀基本上在个位数以内,但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巴西的通货膨胀是每个月20%,卡多索硬给压下来了。卢拉上台变成一个左翼的政党上台,上台之后他更加注重收入的分配,当然这时候也赶上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对石油、对矿产的需求量一下上来了,上来之后他手头就有很多的钱,这样他可以给老百姓很多的福利。当然这样他的收入分配就改善了。

  但是巴西这个经济有特殊性。我们还是要警惕,它不像我们,我们这里是以制造业为主,它那里还是靠资源,它是靠资源的钱来补贴老百姓。现在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一个是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老百姓怕通货膨胀嘛,它就把利率提得非常高,利率一提高热钱就进去,所以它货币升值得非常厉害。

  我刚去了一趟巴西,你知道吃一餐麦当劳,折合下来要20美元,完全是因为升值的结果。你会觉得不可想象,哪个国家的麦当劳,吃一餐麦当劳20美元?就是升值的结果,这么升值下去的话它的竞争力有问题,它的制造业不容易发展起来。所以大家在会上就是在谈,巴西有很典型的所谓的“荷兰病”。“荷兰病”就是荷兰1970年代突然发现了石油,石油出口很多,最后发现它的制造业萎缩了,就是因为本币升值太快了。所以巴西这个我们还要等一段,走一段看看。如果说他的制造业一直发展不起来,那你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你有一个就业问题,就业从哪里来?

  记者:中国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吗?

  姚洋:我觉得中国不一定从巴西这里吸取经验,我觉得从所有这些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我们都应该吸取经验,这个经验就是说当你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应该转变职能,从这种生产型转变成一个公共财政型,你要注重更多的再分配,而不是去投资。这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老百姓能得到更多的增长的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给私人部门让出路来。

  让私人去做基础设施的投资嘛,完全是可以做的。有些人说私人怎么可能去做呢,私人做亏本他不会去做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托词。南方很多种小城市都开始私人企业直接去做污水处理厂,供水厂,垃圾处理,全都是私人在做,照样可以做得很好。有些小城市成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把这个市政全给包下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做?可以做的,只要政府自己想明白了就可以做。

  记者:其实还是要政府肯放手。

  姚洋:对,做政府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做了很多政府不该做的事情。

  以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抛开各种解释模型,您认为从具体的方面来说,中国过去的改革哪些做得是错的,哪些做得是对的?

  姚洋:中国哪些做对了?我觉得中国过去30年大部分都是做对了的,是做得相当好,应该这么说。

  记者:那错的呢?

  姚洋:如果要说错呢,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说有些阶段吧。这么说,我们基本上是分成三个阶段:头10年我们是理论准备,198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解放思想;1990年代我们是改革,改得非常厉害;进入第三个10年的时候,我们回头说过去这10年我们改了,但是我们丢掉了一些东西,所以胡锦涛、温家宝这一届政府又开始回过头来把社保重新捡起来,又开始注重一些民生。我们进入2012年到2022年,这个 10年,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要做的就是一个经济上要调结构。不能再像这样的失衡下去。在社会上要更多的关注民生,把更多的钱花到老百姓头上,特别是花到穷人的头上,直接花到穷人头上。政府基本上,如果到2022年我们能做到政府基本上退出经济领域,政府集中力量搞民生,那我觉得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基本上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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