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

马耀邦 原创 | 2011-06-27 17:16 | 投票
  

  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

  

  [加]马耀邦 王涛 译

  2011年4月1日,加拿大著名学者马耀邦给本刊寄来他的文章《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马耀邦先生长期研究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版有《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美国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混乱》等著作。该文分析了中东剧变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又是美国插手力图继续控制和主导。作者在分析中东动荡的原因时抓住美国和新自由主义两大因素,可以说抓住了近些年来亲美国家动荡原因的根本。作者关于美国如何收买和同化埃及军队的论述也值得关注。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与埃及军方

  中东剧变最引人注意的两个热点是埃及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体现了中东剧变进程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美国插手力图继续主导。

  实际上,穆巴拉克政权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纽约时报》坦率地表示:“30年来,特别是由于埃以和平条约,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国在这一动荡区域的政策支柱。美国官员担心,一个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会或其他伊斯兰组织控制的政府,可能不会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尔•萨达特在1979年签订的该条约。”

  根据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将其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它并未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该条约引发了未来更多的冲突,因为以色列在与该地区的主要强国之一埃及实现和平共处之后,能够集中其军事资源,用于对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戴维营协议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埃及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所在。作为对每年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报,埃及向国外投资开放,其工业和市场成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战略上,美国收获了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新“盟国”。埃及充当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码。埃及军事丧失了独立性,日益依赖于美国的军需品和训练。因此,“埃及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会妨碍其融入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区域安排。如今,埃及与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时又参与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会谈。为此,以色列安全官员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奥马尔•苏莱曼作为埃及副总统”。

  结果,面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美国非常担心示威游行最终转化为一场革命运动。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告诉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各种势力在活动,尤其是在一个面临各种挑战的社会。为了实施自己的日程,这些势力试图破坏和超越社会进程。这是我为何认为,遵守埃及政府——实际上是由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领导的——宣布的过渡进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苏莱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总统、前情报总局局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开罗的主要联系人”。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开始,苏莱曼作为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首领,制定了“非常规引渡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谓恐怖分子嫌犯,戴着头罩和手铐被送往埃及,旨在进行刑讯逼供”。

  尽管苏莱曼先生在国内外臭名昭著,奥巴马政府还是选择他作为“一位过渡性人物”。随着形势的发展,华盛顿以一种“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的姿态与开罗进行对话。这清楚地表明,埃及实际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私下里,“埃及政府开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兼陆军元帅坦塔维前往解放广场,表面上是检阅军队,但其实主要是为了结交抗议者”。然而,在团结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过渡的同时,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变都是无益于事的。美国之所以强烈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只因为它发现,这个傀儡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不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历史上,美国曾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扶持过许多像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政权。一旦民众动乱挑战这些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迹象时,美国就采取一种三轨政策来应对:一是公开批评侵犯人权的现象,主张民主改革;二是私下里发出信号,继续支持当政者;三是寻找一位可以替代当权者、保留政府机构和经济制度并支持美帝国战略利益的精英。华盛顿害怕社会巨变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犹豫地暗杀了南越的吴庭艳等独裁者,只因为吴庭艳在南越存亡问题上竟敢违背美国的指示。

  华盛顿已经承受过太晚干预的教训。在古巴革命中,它无法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图塔政权。同样,索摩查政权被推翻时,华盛顿持观望态度而未予以帮助,其结果是美国企业被国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现了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它推动了过渡时期的协商式选举,圆滑的新自由主义政客当选,取代了独裁者。这些政客承诺,维持现有的政府机构,保护国内外精英的特权,支持美国的区域和国际政策”。

  从而,埃及暴动使奥巴马政府陷入极端的困境,因为它需要找到“一种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让穆巴拉克下台,又能保持和强化国家机构的政治权力,同时融入民选方式来作为平息和瓦解群众运动的手段”。华盛顿这项计划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埃及武装部队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军。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在埃及的腐败政权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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