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中国还处于“五四”时代，年轻人办刊结社、意气风发，可以为了理想争得不可开交，可以尽情地设计美好社会的蓝图。
九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年轻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旅行，足迹遍及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扬州、长沙、洛阳、汉口、九江、北京等地，一路走来，他不仅观光游玩，而且拜访各类名人，从前清遗老郑孝胥、文化怪人辜鸿铭、国学大师章太炎到倡导白话文的胡适、主张“青年中国”的李汉俊等人，这些人的政见各不相同，却在那个年头都生活得很从容，未来怎么样？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在与这些中国人的接触中，芥川龙之介有个体会，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必定在一个月之内，便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出议论政治的强烈欲望来。那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中，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在游览江南一带期间，那股热情也没有轻而易举地减退。”
上海，章太炎在书房里挥动着留着长指甲的手对他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很快成为共产党发起人的青年李汉俊告诉他：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这也是宣传文化运动的“青年中国”的思想家们所一致呼号的主张。
他们的思路不同，对现实不满、求变的心态则是一致的。从以后的历史，我们看到，章太炎的预言没有言中，李汉俊预言的社会革命主导了未来的走向。自1919年以来，学生的政治热情被大大激发起来，学校里不仅思潮涌动，而且大大小小的学潮不断，学生被舆论视为“丘九”，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而受到注目。代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认为“五四”之后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
当时，因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辞退倡导新文化的国文老师刘子通，陈碧兰和杨子烈等五个学生带头罢课而遭除名，她们不服，校方软硬兼施，湖北督军肖耀南甚至要逮捕她们，她们以五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到各学校、团体和新闻界，控诉校长开除她们没有理由，暴露他的各种卑劣手段，并派代表到各学校的学生会要求声援。武汉的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如果女子师范学校的五位学生被逮捕，就举行总罢课。那时，各校都组织了学生会，并产生全省学生联合会，加入总部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当局怕事情闹大，不敢轻易下手。陈碧兰她们则在女子师范发起罢课，以驱逐校长为目标，产生了罢课委员会，分宣传、组织、外交等部分，还组织了纠察队。她们到教育厅门前席地而坐，坐了一天一夜，包惠僧、陆沉等人带着水果、饼干、油条、豆浆等慰问她们。教育厅派人与她们谈判，她们的要求校长引咎辞职。接着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出来调解，她们坚持这个条件。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就是几个黄毛丫头逼得有权有势的校长毫无办法，只好辞职离开，而且在辞职书上写明“引咎辞职”四个字。断续将近一年的学潮，以校长下台告终。
北京更是学潮多发的中心地段，不光学生，教师也因为政府拖欠工资，一次次上街，向北洋政府请愿，这年6月3日北大等八校师生请愿时遭到军警殴打，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等师生十几人受伤，被称为“六三惨劫”，当时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以《国务院军威下之教职员学生》、《教育界创痛中之呼号声》等为题，做了详细报道。一开始，北洋政府的态度还很强硬，到了7月12日，与政界、学界都有关系的一些名流范源濂、汪大燮、傅增湘等人出面调和，北洋政府派人慰问伤者，并正式向教职员学生代表道歉。
对当时发生的那些学潮只有作更细致、深入的了解，才能进行客观的评判。我想说的是，学生之所以动不动发起学潮，从一校、一地乃至全国的，是那个时代赋予了他们一定的空间和行动的勇气。从晚清到民国早期一脉相承，当时的主流媒体是不同背景的民间报纸，在上海，老牌的《申报》、《新闻报》，有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有国民党背景的《国民日报》，在北京，研究系背景的《晨报》，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等，这些在影响很大的报纸都不是北洋政府所能操控的。北洋政府对媒体有打压，但是力度有限。新的报纸还在不断诞生，以陈布雷为主笔的《商报》年初在上海问世，老报人林白水与胡政之合办的《新社会报》3月1日于北京诞生，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那个时候，筹点钱就可以办报。陈公博回忆，他和谭平山等人到广东办了一份《群报》，只有维持三天的钱，所以他预言不出三天便要关门。后来得到另外的资助，继续办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