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梁启超先生不主张中国举外债，因为外债的弊端大致有三节：
其一在财政上。募借外债，其利息常比内债利息低，国家不知不识，于是有不应借而借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以用银国向用金国募借，当交还本息时，必然蒙受重大损失。譬如预算100多万就可以还清的债，届时如果银价下跌，就不能不多费数十万两，是弊端之二。外债非常沉重，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加重赋税，这是弊端之三。
其二在经济上。募借外债，则一时的货物必然骤增，货物增多银价就会贬值，物品就会贵。所有货物的生产者、交换者、消费者，必然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弊端之一。银价跌落，货物涨价，那么进口货物必然增多，出口货物必然减少，而商业上则常处于负差地位，这是弊端之二。因为进口货物增多，而正货的流出也会增多，所以一时正货增加之后，紧接着就会是正货缺乏之时，这是弊端之三。而且所谓募借外债，未必直接输入正货，不过是以物品交换，这不啻是奖励输入，这是弊端之四。
其三在政事上。外债一多，财政就会紊乱，于是债权国的政府和人民，就会有干涉政事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纵然未必干涉政事，但财政权不能不为他们所操纵，以此作为抵押，这种作法有损于国家立权的独立，这是弊端之二。人生何事无远算，有不少人见事情有利可图而最终失败，这些都是政事上的弊端。
独裁政府借下了巨额的外债，其用途却不昭告天下，实际上是刮取民脂民膏供统治者大肆挥霍。从中国在晚清的状况来看，所借之款用于还债，已经是岌岌可危，况且政府又另作他用：自己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花费三百多万两白银，皇太后吉地工程，每年花费100多万两。戊戌秋季，皇太后打算到天津阅操，命令荣禄修建行宫，提取昭信股票款600多万两。
辛丑回銮费，据各报所计，也花费了2000多万两。辛丑后动工兴修佛照楼，花费500万两。皇太后70大寿庆典，花费1200万两，另外各省大员进奉1300万两。仅此小小的几件事，专为一个人所用，我们所知道的，就已经有9000多万两。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花销又更有多少！
梁先生说，当时的外债，可谓“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
如此下去，就算有几倍于现在的外债，也很快就会用尽。现在国民每年缴纳4300多万血汗钱来偿还国债的本息，而所偿还的外债，有四分之一被北京城市一个人专用。人民节衣缩食，抛妻卖子，以此向地方有司献纳，而地方有司则进贡到北京，为慈禧太后一个人用作修花园、庆寿辰、筑坟墓的私款。这难道是应该的吗？
如何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
我们认为，在财政上，税收与国债应该都是发挥巨大的作用的。
税收首先要靠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但势必会引发民怨沸腾，是将官与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并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的。阶级对立与矛盾激化势必会引发官逼民反，就更需要动用更多的财政放在军费开支上，就会加重政府的负担。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即使不考虑戍边因素，仅仅是评定内乱，都需要大量的经费。
国际化的局面之下，税负方面也在于国际接轨，当世界其他国家都在执行轻税负的政策，藏富于民并多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时候，假如一个国家与政府依然拿居民生活压力的提升束手无策，同时却反其道而行之，我行我素地实行苛捐杂税，注定会丧失民心，这是指通过移民、投资以及改变国籍等“用脚投票”的方式。
精英移民海外，同时中国这样的国家又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当出现重大的利益导向与立场表决的时候，就会出现精英阶层“胳膊肘向外拐”的局面，而绝大部分没有到足够移民的民众，则用沉默与无奈的承受去面对政府的管理。
所以在明智的政府，是需要给百姓减税，藏富于民的，如此貌似政府少收了一些钱，但管理局面稳定，会让政府在维稳方面尽量少开支，少花的钱就是节省的钱，就是赚的钱。所以民富才能国强，国强才能有真正的尊严。
但国债是要靠税收来还的，同样，社会的稳定，应急机制的完善，都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同时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官僚机制日益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稳定的税收就会逐渐丧失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难欣然购买国债。
所以税收与国债发行应该是互为促进的关系。
政府要良性运转，就需要给那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增加动力；但政府成为独夫民贼，管理成本加大。在内忧外患压力下，失去政权是迟早的事情。
而在那样的时候，政府只有求助于国际社会的帮助才能侥幸化险为夷，或者苟延残喘，但国际社会也是“无利不起早”，也是有利益需求的，为了满足其利益需求，政府就在无奈的情况下，卖国了。
其实卖国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并非单纯在军事上投降那么简单。
但卖国的政府就更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了，所以注定加速其灭亡。
外债需要有一定的政府信誉做担保的，是借钱还本付息，只有当别人看好你，并对你的未来有信心的时候，才会购买你的国债；或者他们是用购买国债作为投资，以间接控制那个政府，这在无形中会加重政府对税收的依赖于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