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而言，最让人担心也最引人深思的，乃是可能面临着一个关于速度与方向的哲学问题。有这样一则寓言：在一架高空飞行中的飞机上，机长向乘客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飞行速度超过先前的预计；坏消息是，飞行迷失了方向。现实之中，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最大考验，正是如何通过“安全飞行”实现科学发展的严肃命题。 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开始复苏回暖；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些停留在速度和总量层面上的利好数据，只是由地方经济竞争模式——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所制造出的数字神话，不但对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改善民生水平无更实际的意义，且与高层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增长也是非兼容的。随着经济发展包容度或曰共享性的提升已成新的发展经济学方向，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共享式发展”？ 地方经济竞争的逻辑 关于地方经济竞争模式，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如果说，土地交易是房地产业的一级市场、房地产开发建设只是二级市场，那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级市场，而市场竞争只是二级市场。这种政府竞争模式和凯恩斯语境下的宏观调控，有着本质的区别。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本来只是反危机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一时的应对之策，但地方经济竞争模式却把它常态化了。 在此竞争模式下，各级党政机关不但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而且形成一个以党政一把手为核心的强制运行体系，直接参与微观层面的操作，而立法、司法、舆论媒体、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往往“被缺位”，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往往“被缺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微观企业，只能跟着一只“看得见的手”（或被这只“手”牵着）走。 地方经济竞争模式有两个层面的逻辑解释。一种是由官方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延伸出的“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另一种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员升迁规则，但两者导致的结果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短、平、快”为特征的掠夺式发展。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没有做到科学发展，并非因为官员本身存在认知上的缺陷，事实上，官员如何会不明白土地财政、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危害或“后劲”呢，只不过，在决定他们命运的选官体制下，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 尽管在法律上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中，人大往往只在组织部门做出任命决定后履行一个法律程序，更何况不乏有些地方的人大主任和党委一把手本来就是同一人。因此，每届地方政府都喜欢搞“三高一低”、“铁公基”这些皆大欢喜而又立竿见影的工程，根本没有动力去发展科、教、文、卫这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事业，岂能不知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乃是科学与教育？特别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设等多方面的愿望和渴求迫切之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尤为重要。 在此过程中，土地、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往往较为强势，而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则被冷落。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地方政府的思路都大同小异，有自然资源的地方通过企业改制招商引资，没有自然资源的则从历史上找文化资源，历史上实在找不到正面形象的，所谓的“西门庆故里”之类，居然也争先恐后地要打造为旅游文化品牌。在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之外，还可以先制造出类似于“经济圈”的概念，先通过概念抬升土地价格，然后顺理成章地大兴土木。可见，在政府竞争模式之下，中央调控房价变成“空调”、节能减排变成“拉闸限电”、拉动内需变成“屡拉不动”等现象，其实不难解释；而资源贱卖、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安全隐患、土地财政、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问题频频发生，也就不足为奇。 地方经济竞争模式造成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是生产要素价格被制度性强制扭曲后的贫富悬殊问题，以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另一个是对社会矛盾长期的“封堵”，为大规模社会矛盾爆发埋下隐患。 土地、资源、环境、劳动力、技术是发展经济最主要的要素，经济要素的价格应由市场按照各自的稀缺程度决定。但在现实之中，土地和行政资源因政府垄断而价高不下。产业结构直接由政府决定，导致劳动力和技术价格无法反映市场需求。土地在一级市场的招拍挂制度，从表面看似由市场定价，实则这种单一供给模式抬高了土地价格并制造出巨大的寻租空间。这种一级市场政府垄断，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则市场化的模式，不但是官商结合的直接诱因，也是政府竞争的直接动力。 可以说，这种以地方经济竞争模式为基本形式、以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潜藏着极大的风险，不仅威胁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必将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地方经济竞争模式下，资源和环境经常被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砝码廉价出售（甚至无偿使用），当这种掠夺式开发的后遗症开始显现时，从中受益的官员很可能早已高升，如此一来，问责制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由于政府直接决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其实相当于间接决定了要素价格。但是，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市场的自发调整机制往往赶不上政府改变政策的步伐，从而导致就业市场的大起大落和要素价格的畸形。全国的现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过剩、政府投资的“铁公基”项目过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严重不足。因此，一方面是白领过剩导致的工资水平偏低和严重的大学生失业，另一方面是蓝领短缺引发的“用工荒”；一方面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出不去。其背后深层次逻辑，正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政干预所造成的非兼容问题之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