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环球》:“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

应学俊 原创 | 2012-12-23 02:40 | 投票

答《环球》:“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

——三评《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本文探讨的是《环球时报》1211日那篇社评中提出的问题。因为尽管《环球》承认中国对西方而言在“言论自由”等多方面是全面落后的,但中国又照样发展迅速得震动世界,这说明除了“西方”所谓自由、民主那一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摸索且值得自信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探讨一下《环球》提出的“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的问题了,因为这关乎对改革的总结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

当下,在许多人正从不同角度、立场和逻辑试图解读、阐释《旧制度与大革命》时,谈论本文标题这样并不新鲜的话题似乎不大合时宜。但无奈,这是《环球时报》在《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这篇“著名”专题社评中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细想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还是有必要讨论一下,因为它关乎中国能否科学有效地持续发展——尤其在《环球》似乎想把我们引入歧途时。

一、《环球》这篇社评的荒谬逻辑

《环球》在这篇社评中一面承认“中国的言论自由显然不如西方,甚至不如埃及、印度”,还令人错愕地坦言“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几乎是全面的”;一面却又信心满满地说,“中国这三十几年发展得最快,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不可能不去想,我们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是不是在西方的道路之外,真的有一条值得中国人自己摸索并且自信的发展道路呢? 言外之意以及全文逻辑是显然的:别拿“言论自由”说事儿!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另有它途;“言论自由”虽好但往往添乱,埃及就是例子。

《环球》所言“西方道路”自然是指西方政治的自由、民主等,而《环球》明显认为自由民主不属于人类精神财富,而专属“西方”,因而我们“绝不搞”,我们另有它途——不过,环球也并未指出“西方道路”错在哪里;而且《环球》似乎已然忘记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及其思想理论也是“西方”的,似乎也忘记了马恩关于自由及言论自由方面的基本观点与主张。可是,如果因为“西方”也搞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能触及或曰借鉴(不是所谓“照搬”),这就无异于因为西方也制造使用各式导弹、航母或互联网等,于是中国人就“绝不”制造和使用导弹、航母及互联网。这当然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环球》绕来绕去,试图诱导人们顺着它的判断和诡辩逻辑步入歧途请君入瓮。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说说“这三十几年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我们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而以“言论自由”为标志的公民各项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中国的迅速发展究竟关系如何,看来确有探究的必要了。

二、“近30几年来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

对《环球》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一句话便可回答:中国的迅速发展缘于改革开放,彻底摒弃极左路线,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即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学理论来阐释也是如此。窃以为《环球》大约也会基本赞同的吧。并无须如《环球》那样动辄言“西方”“东方”,更无须“谈社论资”说“特色”搞那一套冷战思维。

但是,开放,似乎好理解些;而改革,改来改去究竟“改”了什么?改革的实质是什么?一些人也许忽略了这个具体问题。回过头来梳理一下,我们才能厘清“这30几年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的真正原因。

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概括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在“自由、民主”(当然包括“言论自由”)方面向前或大或小迈进一步,中国的发展就会迈出历史上惊人的几大步!这便是中国迅速发展令世人瞩目的根和魂——不论我们对中国改革发展冠以怎样的“特色”或“主义”。如果论及中共执政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如何,这便是论据;更何况“自由、民主”原本也是中共写在自己旗帜上公开宣示价值追求的关键词,也是全人类所不懈追求的价值,并非《环球》以冷战思维逻辑所言之“西方道路”。

我们可列举中国改革具有全局性的事实来说明上述判断。

1、改革使国人获得了选择劳动方式和生活处所等人身自由,生产力获得了基本解放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能动要素。虽然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说,但科学技术无疑是人创造的,所以并不矛盾。事实证明,当人被牢牢束缚而失去或基本失去劳动、创造的自由时,生产力必然僵滞、退化;反之,生产力就会非常活跃且爆出巨大能量。

中国原本是农业大国,中国的改革也是肇始于农村的,我们便以三农为例。文革及文革前,农民不仅对生产资料无丝毫支配权,即便种什么作物、怎么种、一家几人去种几人外出打工挣钱,也毫无自由可言;不论啥缘由,家里的劳力必须齐齐在“人民公社”大田里大呼隆干活,否则便以搞“资本主义”或个人“发家致富”(致富过去是罪名)批之斗之;有聪明灵活点的农民设法在工余悄悄搞点“小生产”之类,那也必以搞资本主义论处,名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倘有家中富余劳力胆敢不种田而进城打零工挣外快,那更准挨斗挨批并挨罚,且家人也会如贱民般因此抬不起头来。几亿农民被牢牢束缚在计划经济下所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田里,每天干多干少就那样。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失去了劳动创造和选择的起码自由。甚至在遭遇大饥荒乃至时见饿殍于路边,农民不仅没有上访反映灾情或官员胡作非为的“言论自由”,连外出讨饭的“自由”也没有,某些地方会有民兵端抢守在村口,理由是外出讨饭就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更严防上访——野蛮“截访”其实早已源于此时。而有良知未泯的官员给中央乃至毛泽东写信反映大饥荒等实际工作问题,便遭万劫不复灭顶之灾,致使大饥荒蔓延。这是公民丧失“言论自由”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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