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廉.配第（1623—1687）众多的经济学著作中，《政治算术》是一部颇具创新色彩和历史影响的著作。这部著作写作于1671到1676年之间，由其子谢尔本男爵在1690年出版。配第写作《政治算术》期间，英国、荷兰和法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正处于错综复杂的竞争状态。英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与竞争国相比，英国国力在各方面都缺乏优势，国内舆论于是呈现一派悲观气象。配第写作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扫除舆论界弥漫的悲观气氛。他试图证明，一国国力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更取决于经济政策；只要实施适当的经济政策，英国的国力就可以大大增强并超过荷兰、法国，最终取得世界霸权。
配第用来分析和论证其观点的，是一种被他叫做“政治算术”的方法。在该书前言中，配第对“政治算术”作了如下概括：“与只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做思维论证相反，我采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等术语来阐述我的观点（作为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使人们从感官上理解我提出的论据，并了解那些本质上有可见依据的原因，而那些以某些人易变的思想、观点、品味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研究。”简单来说，“政治算术”就是一种用可度量的数字来比较、说明、解释、阐述的方法。在配第看来，与单纯用文字阐述的方法相比，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具有确定和精准的特点。因为在文字表述中，可能存在词义的混淆，语气的模糊等问题，这会给解释和理解带来困难。以数字的方式进行比较和说明，数字本身的确定和精准可以克服分析过程的不确定，增强解释力并增强解释的可接受程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歧义，最大限度地提高沟通的效率。在《政治算术》中，为了比较英国、荷兰、法国的国力强弱及其未来可能的变化，配第使用了土地、人口、港口、税收、消费、利息等等方面的数字。每一个观点的解释和说明，都尽量使用数字。利用这样的方法，配第的证明和分析显得明确而精炼，避免了单纯的文字阐述带来的冗长和模糊。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统计的方法，也有现代经济学所谓“实证”分析的意味。配第对数字的重视和依赖，因为他相信科学性就蕴涵在数字之中。如熊彼特所说：“配第总的来说是一位理论家；不过他属于这么一种理论家：对他们来说，科学实际上就是测量；他们创造出处理数据的分析工具，而从心里鄙视其他任何工具；他们概括出的规律是数字与推理的联合产物，决不允许把数字与推理分开。”配第的这样的观念的形成，与他长期从事科学工作有关，当然也与同时是重要的数学家的大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对他的影响有关。
事实上，不仅在《政治算术》中，而且在其他经济学著作中，数字都是配第用以解释和说明，用以比较和分析的基本工具。尽管如此依赖“政治算术”，配第并不认为这是经济分析唯一有效的方法，更不相信仅仅凭借数字或者“政治算术”就可以对经济问题给出圆满的解释。“坦率地说，我用上述依据（如果它们可以被叫做依据的话）是不能透彻地说明问题的。就如在掷骰子时不能预言掷出的点数一样；也如即使运用迄今发现的入射线和反射线，或入射角和反射角最精确的知识（如果不经过长时间练习）也打不好网球、台球或滚球一样。”对自己精心构建的“政治算术”方法，配第表现出罕见的谦逊。配第相信“政治算术”作为一种数学或者统计的方法在解释和说明问题方面的优势，但他同时又诚实地承认，“政治算术”仅仅是一个解释和认识复杂现实的工具。工具只是获得思想的手段而不是思想本身；而且，数字或者其他可度量的工具，仅仅是方便分析并使分析精准化的条件之一。要想获得对事物的全面认识，除“政治算术”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比如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以及想象力、逻辑推理能力，等等。
配第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贡献奠定的。配第是经济学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地研究和探讨方法论问题的思想家。配第的“政治算术”方法，将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处理成数量关系，这在相当意义上预示着古典经济学时代西尼尔（1790—1864）的“纯粹经济学”，也预示着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对此，熊彼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配第的“政治算术”是“鼓舞人心的启示”，是“富有启发性的纲领”。不过，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配第对“政治算术”的理解和应用是有着严重缺陷的，这种缺陷与科学精神有关，也与时代局限有关。
在对“政治算术”方法的进一步解释中，配第说：“这些用来表明我下述展望和论旨的数字、重量和尺度都是真实可靠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即使这些展望和论旨原本不真实、可靠和明显，但如果运用君主权力，也能使他们变得真实、可靠和明显。能够证明为真实的东西，也就是真实的，而且，即使他们是错误的，也不会错误到破坏以其作为论据的论证；但至少利用他们足以使我推导出表明得到我所追求的那种知识的方法。我目前只想详细论述十点主要的结论，如果将来这十点结论被认为是重要的，并值得进一步讨论，希望所有聪明而有独创性以及公正而正直的人，能够纠正论旨中（这些推论以论旨为依据）可能出现的错误、缺点和不完善之处。而且，我认为由政府来阐明靠私人努力不能弄清楚的这些问题的真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按照配第的理解，数字、尺度、重量等实证材料是用来证明论点的，实证材料的真实性并不重要，只要能够在形式上证明论点就有效。也就是说，自圆其说才是分析和证明的目的，真实性并不值得追求。配第的研究路径与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出一辙。首先确立论点，再根据论证的需要寻找和组织数据材料；如果已有材料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明，则可以对材料进行调整或者重新寻找和组织新的材料。这样，论点总是可以被证明的。事实上，在配第的时代，由于统计机构从而正规的统计材料的缺乏，他用以证明论点的数据材料，除少部分来自教会机构的出生和死亡人数统计外，大多来自估计、推测或者想象。所以，在配第使用数据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据估计”，“据推测”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方法得到数据，难免草率和牵强。比如在计算伦敦人口时，用安葬人数乘以30，因为他推测每年30人中有一人死亡；因为1664年从英国出口的牛、羊、牛油和牛肉的数量比1641年多1/3,配第由此推测英国1664年的人口比1641年多出1/3。配第“政治算术”应用中的问题，还表现在论点是否真实和正确的问题。论点不能证明自身，而数据的证明似乎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为了推广自己的观念或者论点，配第求助于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能的控制、操纵和影响力。其实，配第著书立说的核心目的不是探索科学真理，而是为政府出谋划策。这样，符合政府利益的论点自然是正确的论点，只要是“正确”的就是有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而无关紧要。这样来理解，配第所主张的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算术”，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就丧失殆尽了。
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上，配第还是第一个提出“科学研究非道德化”命题的思想家。就科学发展而言，这一命题有着积极而科学的意义。可以想象，如果研究过程总是纠缠于伦理和道德，总是满足于是非善恶的论争，科学将永远原地踏步，其发展和进步将遥不可及。在这个意义上，非道德化就是科学化，就是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过，从这一命题派生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结论——只考虑最终结果对主体目的实现的有效性或者有用性，其他的一切，动机或过程，动力或约束，伦理或道德，真实或客观，一概不重要。于是，在“政治算术”应用中，既然目的是证明论点，则论据的真实性就不再重要；进一步，论点的真实性也不重要，只要正确就可以接受，而正确与否似乎又可以来自强权。这样，配第的“政治算术”最终走向科学的对立面。
这样的理解有些让人沮丧。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配第的“政治算术”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它使经济学具有了自己独立的方法，还在于这种独立方法的存在对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并发挥其影响具有重要的标志性价值。在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配第的“政治算术”所体现的追求客观和精确的观念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相当意义上，配第“政治算术”所追求的，也就是经济学的科学化目标。所以，剔除配第在《政治算术》中的方法应用某些“糟粕”之后，“政治算术”仍然是经济学重要的研究方法。
2012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