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今后五年我们要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实现这一目标，既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又要找准切入点、有效突破。以企业“走出去”为主要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抓手之一。
优化经济结构的切入点
经济结构失衡，令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结构是由多要素、多层次构成的复合体。储蓄和消费作为经济体系中两个最为基础和最为核心的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因而，储蓄—消费之间是否匹配和协调就成为经济结构平衡与否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持续保持超常增长的态势，但消费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
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0年，消费率从61.4％下降到47.4％（见图1），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在消费乏力的背景下，投资的高增长成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保证，但由此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快扩张亟须新的需求来吸收。
于是，一方面，不断依赖更大规模的投资来创造新的需求，导致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强化。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8.6％（见图1），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国际市场来稀释过度扩张的生产能力，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
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净出口从225亿美元增至1831亿美元，增长了7倍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主动实施进出口平衡战略，再加上外需疲弱，2010年净出口已较2008年的2981亿美元有大幅下降），货物进出口总额则高达2.9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见图2）。
然而，长期依靠高投资和高出口来缓解储蓄-消费失衡会引发更多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风险隐患也日渐突出。首先，高投资不仅对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提出严峻考验，而且由于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习惯的培养、消费空间的延展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扩张会进一步拉大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剪刀差”，境内产能不能被消费需求吸纳的部分越来越大，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部分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以光伏产业为例，2006年以来，国内光伏产业投资急剧扩大，仅2009年至2010年就新增投资超过1500亿元。据初步统计,2008年四季度以来,国内已有300多家光伏组件企业倒闭,一半左右的光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多家光伏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恶化,部分企业负债率超过50％，有的甚至接近70％。
其次，出口虽然是借助外需释放过剩产能的重要途径，但未来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制约。
一是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会削弱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例如，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贸订单减少，出口额和双顺差规模骤降，对国内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二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加大了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内货币政策制定的难度。三是在全球经济不平衡逐渐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面对的矛盾日益尖锐，争端愈加频繁。
后危机时代，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和新的途径。企业“走出去”应成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切入点。
20世纪80年代初，邓宁(John H.Dunning)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趋势。
2011年中国人均GDP约为5184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因此，如果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具备适用条件，则中国的对外投资即将进入大规模拓展周期。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
在投资和出口遭遇越来越严重的瓶颈制约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转移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而且可以避免高投资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化解贸易保护主义对高出口的冲击，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欧美发达国家，企业估值相对较低，可有效减轻“走出去”企业的成本压力。更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可能会放宽外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并购的管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将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从而对改善其公路、铁路、机场、码头以及水利、电力、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