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总资产利润率不宜与银行利率直接比较

管维立 原创 | 2012-03-20 07:44 | 投票

  “央企现有27万亿总资产,去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某论坛年会上的发言。随后他又表示,这种情况下央企却大规模、快速、无边界扩张,与民争利,可能导致国进民退,很成问题。2012年2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在头版右栏头条以“央企地方大投资 回报不如存银行”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上述言论,一时引起很大反响。

央企整体总资产利润率与银行利率不相上下,甚至低于后者,是否投资于央企或央企搞投资就不如存银行呢?不能这样讲。一是总资产利润率与银行利率不好直接比较,因为两者内涵、口径不同。二是总资产利润率并非衡量企业绩效的主要指标,总资产利润率低的企业未必不优秀。

试看一组数据。美国《财富》杂志2011年公布按规模大小排序的“美国500强”,整体资产总额33.84万亿,净资产5.5万亿,净利润7085.5亿。由此推算出的总资产利润率只有2.09%,明显低于我国央企。能不能说投资美国前500家不如投资我国央企、不如存银行呢?

当然,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设问。第一,美国投资者不可能抽回股权投资转投中国央企或存入中国银行。第二,美国银行存款利率极低,定期不过0.25%至1%,“存银行”确无吸引力。第三,《财富》500家包括负债率极高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金融与非金融企业混排的总资产利润率与我国央企不可比。

再举一例。一家总资产1亿元的企业,负债6000万元,净资产4000万元;一年支付利息180万元,税后净利润200万元。虽然总资产利润率2%低于利率3%,但体现股东回报的净资产收益率5%却远高于利率。显然,投资这家企业有一定价值,比存银行好。

总资产利润率之分母为总资产,即“净资产+负债”;分子为净利润,是企业支付过银行利息之后的净收益。分子只体现对净资产或股东的回报,不包含对负债或债权人的回报。既然分子与分母口径不匹配,把总资产利润率与银行利率或净资产收益率放在一起比较,就没有真实的物理意义或经济意义。利率体现对债权人的回报,净资产收益率体现对出资人即股东的回报,总资产利润率却体现不出回报。

如果把分子变成“净利润+利息”,算出“总资产息前利润率”,分子分母的口径大体一致,就可以与利率或净资产收益率比较了。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糙和不确切的说法。即如负债,有的带息,有的不带息,以利息对应于全部负债,口径仍有出入。

净资产收益率与财务杠杆

判断企业有没有投资价值,净资产收益率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总资产利润率不高而净资产收益率很高,正体现了所谓“财务杠杆”的作用。

前例中,若企业负债增至8000万,净资产减至2000万。则支付利息将增加60万,升至240万;税后净利润减少45万(所得税25%),降至155万。这时,虽然总资产利润率进一步降低为1.4%,只及利率的一半;但净资产收益率却上升为7.75%,比利率高出一倍多。只要经营达到一定效率,负债越多,杠杆效应越明显,净资产收益率超出总资产利润率越远。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说明经营有方,经营得法。

所谓“达到一定效率”,可以用“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来衡量。息税前利润即“净利润+所得税+利息”。一般而言,若此比率高于银行利率,企业不妨大胆负债经营,利用财务杠杆来撬高净资产收益率。

仍以《财富》美国500家为例。制造业排名最前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资产利润率只有1.6%,净资产收益率却是9.8%。这家老牌绩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4.2%,财务杠杆效应很显著。当然,通用电气不是纯制造业企业,它拥有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金融子公司,所以资产规模超大。排名紧随其后的通用汽车,在经历过重组和重新上市之后,总资产利润率4.4%,净资产收益率达17.1%。

《财富》美国前20家(含美国最赚钱的10家企业),整体总资产利润率只有1.1%,而净资产收益率是10.7%。剔除金融机构,前20家中的制造业企业合计,总资产利润率也只有3.64%,而净资产收益率高达22%。

再看不同的企业。著名的波音、卡特彼勒、联邦快递和时代华纳公司,总资产利润率都在4%左右,而净资产收益率却相差悬殊。高的(波音)可到119.6%,低的(时代华纳)也有7.8%。这与财务杠杆密切相关,波音的资产负债率就高达96%。所以,不能单独“以总资产利润率论英雄”。

中国的情形类似。前述央企整体总资产利润率仅为3.28%,但净资产收益率却是8.57%。全国工商联2011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整体总资产利润率6.65%,虽然看上去已经不低,但更能反映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的净资产收益率是18.38%。

关于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评价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价值或绩效,考量股东回报固然是题中之义,但还应兼及对社会的贡献。

企业的功能,类似于一台转换器。输入的是资金、土地、劳动及厂房、设备、材料、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输出的是产品和服务。在此转换过程中,企业同时对社会做出贡献:缴纳税费(对国家的贡献),支付利息(回报债权人),获取利润(回报股东),发放薪酬(回报员工劳动)。四项之和,就是企业实现的增加值,亦即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

四项贡献,除对劳动的回报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体内循环,其余税费、利息、净利润三项大体可以看作是对外的。如果把总资产利润率的分子变成“净利润+税费+利息”,就可得出所谓“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运用全部资产获取社会经济效益的能力和对股东、债权人、国家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各类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为13.63%,私营工业企业为20.82%,外商及港澳台工业企业为15.25%。由此可见,国有与非国有存在明显的差距。

顺便说一句,该年鉴在数据表中莫名其妙地将总资产贡献率的英译误植为“总资产对工业总产值之比率”(Ratio of Total Assets to Industrial Output Value),而在指标解释中又将其定义为“利、税、息对总资产之比率”(Ratio of Profits, Taxes and Interests to Average Assets)。权威的国家出版物,似乎不应出现如此误译和前后不一致。

关于全面评价国有企业绩效

虽然以总资产利润率为由断言“央企投资不如存银行”不能成立,全面评价国有企业绩效和贡献,评价国企改革的得失,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对于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以及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争议不大。批评意见主要在于,从横向比较看,国企绩效迄今仍明显低于非国企。这种批评,值得重视。尽管由于行业分布、资产形态、资本结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差异,国企与非国企难以完全对标比较,但应当承认,国企的进步只是阶段性的,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嫁接尚难言最后成功。

而且,近有天则经济研究所题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研究报告,更进一步地提出:国有企业无偿使用土地,超低利率融资,缴纳资源税费不足,加之政府补贴,垄断地位扭曲市场,导致少计成本、虚增利润,绩效严重失真。国企表面上的总体盈利实际上是总体亏损,浪费社会资源,阻碍竞争,破坏市场秩序,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结论是国企应当从一切盈利性领域退出;并主张修改宪法,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放弃以公有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执政基础。

这种更尖锐、更激烈的批评,更加值得重视。但是应当指出,虽然该研究报告十分敏锐地挑明了国企绩效评价中的诸多疑点,而且国企土地成本核算和缴纳资源税费不充分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其研究方法和论述逻辑却比较粗放,相对薄弱的论据难以支撑宏大而沉重的论点,误漏错配和牵强附会亦所在多有。研究者试图运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间接推算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而层层假设和不断引申往往导致南辕北辙。当然,所有这些已经超出了这篇短文的范围,需要翔实、认真、不带偏见、不预设结果地另行专题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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