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蔡昉 原创 | 2012-06-16 11:24 | 投票
  

  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2015年期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及至停止增长的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6.8%提高到9.6%,“十二五”结束时老年人口超过1.3亿。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关系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过去讲“未富先老”只是从一般性现象的角度观察,其实背后隐含了诸多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二五”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有助于找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保持可持续性。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着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

  “未富先老”与“中等收入陷阱”

  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

  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富裕国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因此,我们本来也不必担心变老。然而,中国的不寻常之处是未富先老。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加快赶超,人均GDP也在赶超。例如,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赶超,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一样,但是,2010年我国老龄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说,我们显着赶超了。

  有什么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我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阶段,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单独造成的。发达国家的早期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所以,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设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我们并不是很老,甚至还相对年轻一些。因此,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按照过去30年的速度预测,“十二五”结束时,将超过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还有一个概念,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为止,讲得比较多的是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东西,如经济停滞、收入分配恶化等。但是,如果回到经济学文献,看最早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机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许多相似的东西。说我们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是因为在文献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形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型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着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着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着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着,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不过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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