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能否引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2)

李迅雷 原创 | 2012-09-19 15:12 | 投票
    

  再看中部六省的地方税收占全国地方税的比重变化,可以发现这一占比并没有随着GDP占比的上升而上升,甚至在2011年还出现了小幅下滑,即从2010年的14.28%下滑至13.13%(图1)。税收是更真实反映地方经济实力的一项指标,经济增速上升、GDP的占比也上升,而税收收入占比却下降,这一格局的形成,往往会导致两种情形:一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不断扩大;二是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不断上升。从长期看,这两种情形都是难以持续的。

  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20%左右,但2011年GDP占全国的比重却超过50%,2012年上半年东部地区在外贸增速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占比仍达到87%,而地方税在全国的占比更达到70%以上。

  尽管过去10年中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重心在中西部地区,但人口却是不断向东流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部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比2000年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占26.76%,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占27.04%,下降1.11个百分点;东北占8.22%,下降0.2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的人口都在集中流向东部,东部增长极的辐射效应要高过中部地区。即便从投资规模看,中西部虽占有较大份额,但东部的产业配套程度和人才优势等都是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因此,每一单位投资所带来的GDP和税收,东部都要远远高于中西部。而且,代表行政行为的政府性投资在中部地区占比较高,而代表市场行为的民间投资则在东部占比较高,这也反映了民营企业在东部比较多,在中部则相对较少。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投资、民营企业已经主导中国经济的今天,中部地区的民间投资与民营企业占比落后于东部,故中部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依然偏弱,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区域经济发展要以市场化为导向

  过去10多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区域振兴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数量众多,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21个区域振兴规划。尽管这些规划的推出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如2000年以后,政府在促进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发展方面做了很大努力,表现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2001-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从16.37%提高到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2012年上半年更是达到24%,而东部地区从54.9%降至如今的50%以下,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比增长,说明大规模投资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实现其效益的提升。

  综观各国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区域间均衡发展战略大多是政府一厢情愿的政策安排,实际上,往往是区域间非均衡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强国,同时也缩小了贫富差距。

  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也曾想推出区域均衡发展规划,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实行的“大规模项目建设”,这使得日本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水平迅速提升,但该规划却因为其后的种种问题而遭到极大非议,这些问题包括全国性的环境污染和公害问题、公共部门扩张带来的腐败和资源浪费问题、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过度依赖,以及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等。如为开发北海道地区,政府鼓励开发资源和移民,却导致当地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最终,占国土面积20%的北海道只有4%的人口留守,而市场化形成的三大都市区的人口却占到了日本总人口的62%。如今,日本全国的产业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但日本国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间的差距,仅为1.8:1。

  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化过程值得我们借鉴,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无几。实际上,不少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并没有推出太具体的区域发展规划,只是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和非歧视性的人口流动保障。

  从日本的都市圈模式到中部地区的城市集群概念,实际上都是一回事。但城市集群这一增长极的形成过程,却有着太多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的痕迹。如中部崛起是国家战略,却同时又包含了由各省级政府申请并获得国务院批准的“区域规划”,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中原经济区、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这么多分割的小区域规划,彼此之间肯定存在产业重叠和竞争关系,各方肯定会为了招商引资而竞相杀价,而其背后的动因则是GDP、产业占比和税收等考核指标。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个增长极的形成过程,主要是以制造业的崛起为特征,这一方面是凭借靠海的地理优势,另一方面则依赖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和内地廉价劳动力。外资的不断涌入,带动了加工工业的发展和外贸出口的大幅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这样的国际间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恐怕是50年一遇。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对要少,尤其是浙江和广东两省,山东则对国有企业干预少、支持多。这些值得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部分产业转移过程中借鉴。

  此外,一个城市或区域的经济是否有活力、能否崛起,还与民营经济在当地的占比相关。截至2010年底,中部各省的私营企业数量,最多的是河南,也不过是30多万户,最少的江西只有15多万户,而东部地区人口最少的浙江,私营企业却有60多万户,江苏则达到100多万户。如今,中国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2012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也超过62%,因此,中部地区能否崛起,其实不是靠国家投资多少,而是取决于能吸引多少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产业转移。西部大开发至今已经12年,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投入产出比却加速下滑,税收收入占比也在下降,问题主要出在民营经济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如果把日本当初对北海道的资源开发导致环境污染、财政依赖度提高以及债务负担加重的问题,与当今的西部做对比,是否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因此,中部的崛起,还有赖于政府职能和服务模式的转型,只有政府做小了,企业才能做强做大。从近期看,中国经济要依赖中部快速增长来摆脱困境显然勉为其难;从长期看,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三个增长极,未来中国经济的重心还是落在东部沿海。而中部的崛起,也主要靠郑州、武汉和长株潭都市圈的逐步形成,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当然,这还有赖于如前所述的各项条件和举措的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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