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投资的效率
当前经济增速出现了滑坡，稳增长的产业振兴政策此起彼伏，“跑部钱进”让发改委门庭若市，在经济刺激政策面前有人欢喜有人愁。
现在实体经济的问题之所以严峻，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上一轮该淘汰的没被淘汰，恶果不断累积到现在。所以，要减少“跑部钱进”的行政审批制度，缩小发改委的权力职能，加大财税支持的力度。
“跑部钱进”危害很大，行政审批和部门利益化会导致寻租行为盛行，政府投资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中间环节巨大的疏通成本导致很多项目要么进展不力，要么实际投资不足，结果有的成了半拉子工程，有的项目不堪成本负担就以亏损告终。而且在行政审批的过程中，缺乏监督和透明度，财政支出相对比较随意。所以，当务之急是一要尽快为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二要约束和缩小发改委的权力职能，审批程序要接受监督，要公开透明，必要时采取“预披露”制度，在审批之前将项目计划书在网上公开，接受外界的质疑和评判，让行政审批更加客观公正；三要建立起项目进度和落实情况的持续跟踪体系，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以保障政府投资的有效性。
为增速而牺牲结构转型不可取。尤其在目前，转型期的企业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如果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到位，很有可能结构转型会半途而废。显然，短暂的阵痛之后，新兴产业如能成燎原之势，结构转型得以成功，中国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现实让人忧虑，尤其当前战略新兴产业都是政府行政规划的，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一旦“跑偏”，前功尽弃。
吸引民间资本要拿出诚意
当前已形成共识，即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放开各大领域的牌照，打破垄断和特许经营的局面，平等对待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
尽管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和2010年的“新36条”给民间资本带来了春天，但事实上，民间资本一直被挡在“玻璃门”外，各种限制性规定和附加性条款屡屡让民间资本遭遇“弹簧门”。最近国家各有关部门再次纷纷发布支持民资进入的相关文件，动静比之前更大，而且也伴随各种具体细则，但诚意并不够。比如，特许经营牌照还未出现任何松动迹象，如果垄断的坚冰不打破，结果就是国资借民资做大，民资则沦为“跑龙套”之角，完全是应景而已。
另外，要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可给民间资本设置一道合法的“安全门”，不然民间资本做起来之后，权贵资本就会来伸手“摘桃子”。如果对合法的民间资本缺乏保护，对权贵资本缺乏约束，民间资本如果缺乏安全感，官商勾结就会盛行。
刺激经济单靠货币政策行不通
当前实体经济状况说明，运用数量型工具不仅正确，而且十分必要。而使用价格型工具则会面临通胀、产能进一步过剩等诸多考验。
前两个季度的数据和经济实际状况表明实体经济出现了自发性收缩，尤其从存贷款数据和财政数据来看，实体经济的悲观情绪正在传染，并且已传导到企业的经营行为中。比如贷款数据表明实际贷款数据明显收缩，且贷款中六成以上都是短期贷款，说明企业不太看好中长期，盈利预期在下降。
在经济前景不乐观的情形下，理论上讲，因为实体经济需求收缩，贷款供给会相对增加，尤其在外汇占款连续净减少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适时调整。但目前货币政策调整比较滞后，金融资源又是垄断的，利率也并未实现真正市场化。所以，正确做法应是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通过数量型工具进一步合理释放流动性，同时适当加快信贷投放步伐，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的下行。如果实际贷款利率能较基准利率下浮10%，则可以达到0.6个百分点的降幅，远超减息一次的幅度(通常减息为0.25个百分点)，因此为了激发企业积极性，通过数量型工具降低贷款利率，从而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是必要的。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更多地支持结构转型中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商业银行应按照真正市场化的规律来运作，告别“第二财政”的角色。
货币政策不可能彻底扭转经济的颓势，因为这一轮跟2008年那一轮不太一样，上一轮有“4万亿”，而且实体经济没有丧失信心，而这一轮企业普遍信心不足，产能过剩让这一轮衰退更加严重，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
“4万亿”制造的“信贷井喷”，将中国银行业牢牢绑在了地方融资平台和“铁公基”项目上，风险至今没有化解。发改委批复的项目不应该再让银行继续做配套，银行要把信贷资源投向转型中的企业，避免发生之前的信贷错配。
“减税政策”得落到实处
当前实体经济情绪普遍悲观，政府刺激经济的公共政策应该加大财税支持的力度，减税政策应该继续扩大范围和比例，减轻宏观税负，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营造良好的企业生长环境，帮助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从上半年的财政数据来看，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这与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有关。同时，实体经济的问题与宏观税赋过高又有关。经济高速增长时，较高的税赋对经济影响并不明显，但经济下滑时，过高的宏观税赋则会使经济表现雪上加霜。据统计，1998年至2011年，中国的GDP现价(即名义GDP)平均增速为13.08%，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为19.54%，以可比价格计算，GDP现价平均增速与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之比也达到了1∶1.49，宏观税赋明显过重。根据“拉弗曲线”原理，当宏观税赋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投资和经营就会缩减，个人收入也会减少，政府税收也随之减少。因此在目前实体经济不景气时要适时减税，且结构性减税的幅度应加大，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当然，企业的困难与各种高成本都有关，除了资金使用成本和财税负担过重之外，人力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房租成本等快速上涨也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因此宏观政策应该及时启动全方位的刺激措施，营造良好的企业生长环境，帮助企业尤其是担负结构调整的转型期企业渡过难关，稳住实体经济的增速，避免悲观情绪蔓延。
启动内需别打“高储蓄”的主意
经济转型要拉动内需，很多人瞄准了国内高额的储蓄。但是，要刺激储蓄转入经济循环中来，需看到形成中国“高储蓄”背后的重要原因。
从账面上看，国内储蓄率高达52%，且一年总储蓄超过20万亿元，这样的规模可说是世界第一。中国民间似乎不缺钱。但是，当前众多企业仍然出现“钱荒”，老百姓也觉得手头偏紧，物价上涨压力同时困扰企业和个人……造成这种矛盾局面的原因，除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外，更重要的原因无外乎几个方面。
一是在包括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国民总储蓄中，近年居民储蓄增速远落后于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长。政府和企业部门储蓄增加时，居民储蓄基本保持稳定，但在总储蓄中的份额却在下降。说明国民储蓄虽然增加了，但老百姓的财富增加却不多。这就说明当前收入分配体制存在着不合理的一面，只有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他们才敢花钱。二是由于社保体系不完善和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足，使老百姓在负利率时代也不得不进行储蓄。三是过高的房价绑架了内需和储蓄，在人们的收入没有同步提高时，购房者必然抑制其他消费，产生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四是投资渠道过窄和人们对金融产品风险控制能力不足，也使人们不得不选择储蓄。
从上面分析可见，单纯地刺激百姓消费的做法行不通。只有解决好形成高储蓄现象的深层问题，才能取得实质效果。刺激内需空喊口号不行，简单地搞“产能过剩下乡”也不行。指望高储蓄发力，解决好“百姓有钱花，敢花钱，放心花钱”的问题亦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