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提“探索设立民营银行”以来，这一热点持续升温。
7月份金融国十条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而刚刚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中，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具体要求里也着墨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 构”。据报道，目前已有36家民营银行名称获得国家工商总局的核准。
民营银行的设立有助于彰显新一届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态度，有助于调整金融市场失衡的结构。不过，虽然政策支持，加之民间热情高涨，但考虑到监管层对放开民营银行的担忧由来已久，使得这种担忧让位于市场化改革仍需要一定时间。
“加强监管”、“具备条件”是放开民营银行设立的两个前提，这也决定了未来放开设立的节奏不会过快，开始时仍主要以探索为主，而探索的方向有二：一是如何化解风险，二是如何找准发展定位。
风险方面，目前关联交易和经营风险仍是监管层的主要担忧所在，尤其是在相关金融制度，如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条例尚未推出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民营银行挤兑或破产，则极易通过多米诺效应引起银行系统信用全局性收缩。
在这一问题上，台湾放开民营银行的经验教训对大陆最有借鉴意义。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银行业同样由公有银行占据统治地位，1989年台湾修改《银行 法》放宽了银行业的准入标准，尽管民营银行进入门槛十分苛刻，规定银行资本金限制为100亿新台币，甚至超过了公有银行的标准，且每个民营银行只能设立一 个总行、一个储蓄部和5个分行，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民间设立银行的热情。1991年当年便核准了15家民营银行，过快的放开速度和过高的准入门槛导致了随后 台湾银行业盈利水平大幅下降，继而令民营银行资产状况恶化，风险不断积累。
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平稳渐进的放开才是较为合理的方式，也是化解风险而非积累风险的唯一途径。且纵观全球对民营银行设立一次性放开的国家，如俄罗斯和匈牙利，其结果则往往不尽如人意。
发展定位方面，是发展全国性民营银行，还是发展区域性民营银行，也是值得思考的。前者会以民生银行为成功样本，后者关注的则更多是系统性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民生银行虽然在股权上做到了民营资本主导，但其高管任免权仍在政府，其“民营特质”并非纯粹。
由于民营银行相对国有银行天然具有劣势，如风控能力、资本扩张瓶颈、跨区经营限制等，导致其要与国有大中型银行竞争异常困难。因此，以服务所在区域为主， 向下延伸至村镇和社区，主要服务于“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位才是可行的，同时也是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改善结构失衡的改革要求的。
以美国经验看，其本土7000余家银行中大部分都是社区银行。这些规模不大的社区银行资产不足10亿美元，总共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低于11%，但其向小企业发放的贷款却占到全行业的近40%，社区银行在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综合来看，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已是未来不可逆的大方向，是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一环。依笔者浅见，民营银行的设立应遵循以下四点原则：
第一，开放民营银行设立的速度不宜过快。过快则可能会导致银行数量过多，同质化竞争严重，继而导致银行业利润下降，不良贷款攀升；第二，资本金准入门槛不 应高于一般银行的设立，以防止民营银行在设立之初就背负巨额资本金压力，且来自台湾的事实证明，资本金规模并不能限制民营银行申报数量；第三，民营银行应 更多考虑区域性服务，并因地制宜重点对本地区产业形成支持；第四，民营银行更要做好风控工作，同时管理层也应尽快推进相关金融制度建立，有效防范和化解民 营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高风险，为经营不善的民营银行提供退出机制，以防止风险扩大威胁整体金融系统稳定。
最后，在民营银行的发起方式上，一是普通资本新发起设立，现在有媒体披露的《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中规定注册资本为不低于5亿元不高于 10亿元，若如此，则这一条件并非十分苛刻，但却限制了民营银行的发展规模，这是管理层思路的一个重要体现。二是国有银行民营化，以收购国有部分持股的形 式进行，民间资本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目前的城商行、信用社等，通过改制设立民营银行。
目前民营银行设立的具体细则正在由银监会牵头紧锣密鼓地进行，可以预见的是，民间资本接力国有资本已经进入了实质阶段，民营银行在经历初期的稳步推进、区域试点后，必将迎来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