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一、全面改革忽略了最核心的一环：只分担、不分享的“中国模式”。
二、中国资本市场只想着圈钱、没想过分红，这一点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无出其右。
三、结汇、退税等，政府只想着往自己兜里装钱，满足行政极权的便利，而没想过怎么提升加工企业如何向制造业转型。
四、地方政府只想怎么通过买卖土地从房地产业赚钱，没想过土地是全民资产，让本地区的“全民”从中获利。
五、能源企业、垄断企业，只想如何攫取公共资源牟取政策暴利，根本不可能从自己身上开刀，向用户分享暴利蛋糕。
六、只分担、不分享，成为社会群体无意识。而只分担、不分享，最后则是无分担而只想分享了。
中国二十年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最大、最不应该的缺失，即是分享意识的培育。从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真正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优化的道德秩序一直处于支离破碎状态。而著名经济学家之所谓市场经济无道德性，则是肯定了公众不择手段抢夺利益的非理性行为。政治需要有别于公众的公共道德秩序需求，而选择性地用前三十年的政治观念，来统摄后三十年以致以后的社会秩序运行，道德真空仍然无以填补，从而使社会危机一直处于激流暗涌状态。
一、只强调分担，而没有分享意识的培育，导致全民集体卸责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一直局限于民众经济行为范畴，即通过股份制改造，满足计划出来的市场经济的需要，通过政策制造机会短缺，然后致使全民追逐股票这一稀缺资源。股票，首先代表的是对等的权利即股东要求相应分红、治理公司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股票因政策进行机会扭曲而沦为彩票，所有的股民成为股票购买者而不把自己当成投资者，因为一旦买到了股票、特别是原始股票，谁就等于中了大奖。所以，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股票是自己股东身份的证明，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无要求所购买股票的公司，应当如何满足自己的要求。即使有人这么想，也不敢去真正追究，因为在你的周围，有更多的人等着股票换手。投资者不是通过公司赢利分红去获利，而是通过甲乙丙丁之间相互倒腾谋取差价，作为几乎是唯一从股市博利的手段和方式。
差不多所有的股市投资者，都被告知既然你买了股票，就要承担购买行为的风险，而没有多少人被告知，你买了股票，就要有向这个公司分红的权利。分担风险的告诫，是为了公司不打算分红预设借口：已经告诉你需要承担风险，所以公司经营不好、没有盈利，所以你无权分红，这就是你所要承担的风险。
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与股票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在其他市场化领域同样大同小异。政策通过制造急功近利的机会短缺，而使得所有参与者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放弃了正常的权益分享诉求。与此同时，有意无意形成了全民集体卸责，任何短期暴利的机会或政策信号，都可以使大多数发狂投入，谁也不去想自己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二、不能让国民分担风险而让世界人民“分红”
分享改革红利，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口号和任务目标。说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过去的改革历史时期，并没有充分地让全民进行改革利益分享。以往的改革，似乎仅仅是政府行政行为，有风险让全国人民分担；有盈利时，政府决定分红形式以及分不分红。无论是分担风险或者分红不分红，政府既无让国民分享的行政意愿，公众也缺失自身理应分享改革红利的主体意识。
在采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政策方面，今天长三角和珠三角出口加工业，之所以经营困难、面临产业难以转型的困境，并不仅仅以信贷或金融政策开放即可一劳永逸。究其原因，国家通过出口退税、鼓励企业多出口的同时，以利润很薄的价格，在国际市场获取份额，而由于大部分产品是为国际产业巨头加工，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收入，通过结汇方式，大部分留存政府管理，成为回不到本土的外储，国内则通过本币补偿给出口加工企业。由此形成了全国人民财税贡献，转移贴付给出口企业及出口产品，让世界人民从物美价廉、甚至成本价的“中国制造”中，没有任何风险地分享了中国出口政策的“红利”。
在缺乏政策绩效评估机制的条件下，任何决策都可能再三地重蹈覆辙，如、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出口贸易，却没有形成本国强有力的制造业。而一厢情愿地将加工当成制造业，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制造业大国。
假如出口政策在决策形成过程，即想到让加工出口企业分享中国出口政策的红利，今天的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产品企业中，即可以出现真正强大的世界制造业企业集群。由此，也不可能出现今天出口加工业企业的困境。
三、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不具备分享意识，即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改革循环
假如政府意识到自身仅是全民财富的管理人，而不是全面财富的所有者，全面经济改革就会更加顺利。这一观念的转变，即是需要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具备与真正的所有者，进行权益分享。
分享和共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的核心理念。直到如今，让民众分享经济繁荣，仍然是奥巴马蛊惑选民的决胜法宝。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使得企业从单纯的商品买卖，转变为用户分享为核心的伙伴关系。这一转变，将带来一系列的广泛领域的观念性革命，以地方政府、行政使命角色模糊的国有企业，与民众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在发生类似的潜移默化的转变。可以说，所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互利，重要的是分享精神的体现或体验，而不仅仅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包括政府行政服务，只有让民众最大限度实现分享意愿，才会获得公众及社会的配合和支持。
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全面经济改革决定目标任务的主旨，即是充分体现全民分享改革红利。但是，这种分享的主旨，并没有进行系统的阐释，而仅仅成为概念或口号，这将错失本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时，即应建立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步和相互优化的公共道德体系重建机会。而这一次错失，则会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制度缺陷。
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局限于人权、人事权、财权领域；国有企业改革，也只能在既往的数量和控制性博弈回旋余地方面打转转，并不能真正发生质的转变。而与此同时，以市场化发挥决定作用的改革，则可能大打折扣。
四、以分享为基准，构成中国改革指标量化体系
如果期望于全面改革取得预期的成果，建立与全面经济改革相互促进和优化的公共道德秩序，则是根本性、基础性的保证。而这一公共道德秩序的核心，即是如何体会和创造性地体现分享精神。无分享意识，哪来共享成果。无分享意识，共享或分享只是一个概念。
重建以分享为核心的中国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而不是通过泛解读孔子文化，作为重塑民众核心价值观。因为不具有分享的经济成长，注定只能重复演绎今天的局面，陷入深度的改革困境。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对国民性的教育和“洗礼”，就是只讲分担而不讲分享。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过程，因为缺失分享意识的培育，即使公众个体之间的合作，同样也缺失分享意识。而在政策急功近利的诱导之下，在经济领域的个体极权意识，得到淋漓尽致的助推、即充分利用政策投机性，牟取一切能够获利最大化的机会。而所有的自身生存价值观，也全部孽生之上，在全民逐利竞赛的同时，已无信仰生长空间。
因此，CCVI中国改革指数的指标体系，则以分享为模型的基准。哪里改革最成功，即以最大限度体现了分享为标准。通过十六个一级指标、六十组分项指标，形成仅千个相关数据项及数据库，充分量化改革目标任务，实时进行监测评价和风险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