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供给抑制，释放财富源泉
——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新在哪里系列评论之一
从短期需求管理到长期供给管理
首先,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在当前这个背景下，更多地从供给端去研究问题是大势所趋。前几年总体来说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用得过头了。不是说凯恩斯主义不好，凯恩斯主义博大精深，这个理论对稳定世界经济，尤其对二战以后欧美经济、对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稳定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好东西，你不能把它用过头或者当成经济学的全部，否则就会有问题。
凯恩斯主义对中国天然就有一家独统的潜质，中国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而计划经济的思想跟凯恩斯主义是“亲戚”，政府有这么一只手本来就不想撤出来，凯恩斯主义给政府继续插手宏观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教科书也有一些问题，对各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介绍不全，在博大精深的西方经济学里较多地介绍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理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很多原本不懂经济学的政府官员，上了个短期培训班，仿佛一夜之间就懂经济学了，他们所学会的就是所谓“宏观调控”、反周期理论、“投资+消费+净出口=总需求”，总需求不够的时候就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踩油门”，总需求过剩（通胀）的时候就“踩刹车”仿佛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一切。
货币主义的短期管理理论在中国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每当通胀稍微高一点，货币主义就跳出来了，说一切物价变化归根到底都是货币现象。虽然从长远来看货币主义有道理，但是短期很多物价变动其实跟货币没关系，而是供给端的波动，比如粮食供给波动、蔬菜供给供波动、猪肉供给波动造成的。结果货币主义一占上风，就会要求央行紧缩，一紧缩过度就造成高利贷泛滥、小型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暴跌。
过去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受这两种思想交替误导，每一次凯恩斯主义“踩油门”之后就会留下大量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每一次“踩刹车”，就会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暴跌。
除此之外，由于政府太过度关注总需求管理、关注短周期管理，就会忽视很多长期、深层次的问题。而对于我们多次提到的供给主义的改革措施，比如大规模减税、精兵简政、放松垄断、放松管制等改革建议，自然就忽略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但不解决深层次问题。
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强调改革，强调未来十年保持7%的增长，此时 “新供给主义”的战略意义就比较明显了。
解除供给抑制，释放财富源泉
新供给主义主张更多地从供给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
按照笔者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而中国当前这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只要通过制度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所谓相对剩余劳动力是什么意思呢？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可以就业，在城市也可以就业，而在城市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村高，所以当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国家总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中国相对剩余劳动生产率还远远没有挖掘完。
目前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近五倍，你说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了没有呢？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制度。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美国经济制度还有多少改革提高的潜力？恐怕已经没有多少改革空间了。而中国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如把垄断的部门打破一下，把受政策管制的部门放松一下，让自由市场的空气多进来一点，把企业税费高的地方降低一点，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
举例来讲，假定一个企业要承担30%的综合税费，那么30%利润率以下的企业很难存活。如果把税率从30%降到20%，那么毛利率在20%~30%的企业就能大批存活，经济总产出就会增加。此外，很多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低效率和制度供给抑制的典型代表，他们所占有的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因此破除垄断、放松管制、降税都可以大幅增加经济产出，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第三个财富源泉就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村就一直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或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第四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的资本究竟有没有充分“就业”？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万亿。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要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制造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制造了最贵的资本价格？这就叫资本抑制，或者金融抑制。如果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你看看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五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性人才，国有科研机构有多少像GOOGLE、YAHOO那样创新型企业？像硅谷这样的创新能力？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如何解除以上五个方面的供给抑制，就是“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核心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当然，上述供给抑制所孕育的巨大改革潜力，也是“新供给主义”看好中国长期前景的主要依据：倘若把这几个财富源泉充分挖掘的话，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年均7%的增长是不难实现的。
李克强总理讲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按照我的理解，改革的红利就是刚才说的制度、产权、资源、资本等潜在生产率更多地通过改革发挥出来的；“创新的活力”就是如何激发人口和技术创新源泉这都是从供给端着手。
至于内需的潜力，虽然直接讲需求，但是我认为其源泉根本上也取决于供给端：如果不继续扩张政府投资，内需主要靠消费。而中国的居民消费对利率不敏感，而只对收入敏感。政府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呢？显然只能靠增加就业，而增加就业长期只能靠给企业减税、减负，放松垄断、放松管制这无疑又是新供给主义的做法，只有增加新供给才能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长期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制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让“新供给”研究走得更深更远
虽然新供给研究刚刚起步，有些政策主张和其他学术流派的政策主张有重合，甚至同样叫“新供给”的学者主张也各不相同，但当前阶段强调更多地从供给侧研究问题，依然很有意义把更多的学术研究从短期的需求管理来回折腾，转向研究供给侧，引向深层次的改革！当然，研究供给就离不开制度创新、离不开土地和资源、离不开人口和劳动、离不开资本怎么来利用、离不开技术和创新等五大财富源泉，这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十分有战略意义的。
新供给主义既要从学术上有它的自身理论基础，也要吸收其他优秀理论，其实，传统供给学派的一些主张跟某些其他学派提出来的观点也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从供给侧出发，都可以吸收借鉴，比如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是贸易理论，但既然也是从供给端去研究，就可以借鉴充实。制度经济学的东西是供给侧研究，也可以吸收借鉴。既有区分又有吸收，才能形成一个有实践价值的理论。
当然，不同人对供给侧的研究的确是不一样的，同样冠之以“新供给”的相似理论，背后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没有关系，虽然我们较早提出新供给，但是我认为谁都可以研究“新供给”，百家争鸣，互相学习借鉴，最后谁的理论有创新，有实践价值，就会留存下来。
总之，学术应该本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形成一股子重视供给侧的研究力量，政策主张逐步完善，才能为国家经济管理和改革做一些积极的贡献。
有人说“新供给主义”的某些政策建议，其实政府已经在行动，比如放松管制。其实这个也不妨碍，政府凭着直觉在干的改革，给他归纳归纳，可以帮他再做深一步，也可以更系统。
所以无论是新供给学者之间或跟其他思想流派争鸣也好，或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和别人有重复也好，在不提新供给主义的情况下有些政策本来也在做也好，都不妨碍这个学派、这个思想、这个研究方法、这个主义的提出来，不管大家怎么批评、“拍砖”，我倒是觉得批评越多越好。如果内部互相吹捧、都说好话，新供给研究反而不可能走得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