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折点之后的就业挑战(3)

蔡昉 原创 | 2013-05-02 16:28 | 投票
    人力资本积累的国际教训

  其实,如果可以有“教育过度”这样一个命题的话,其本意应该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不当,而不应该是指人力资本总量的过度。国际经验表明,因短期内的教育回报率降低,迫于社会上不恰当的压力而抑制教育发展,或者政府未能弥补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市场失灵导致教育停滞的结果,通常是灾难性的。

  首先,我们来看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自2000年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隔三年在一些国家或城市进行一次主要针对高中学生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英文缩写为PISA)”测试,并进行地区间的比较。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人了解并为之自豪的是,在2010年的测试中上海学生独占鳌头。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历次的测试中,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学生连续表现不佳。凑巧的是,这三个国家也是在欧债危机中最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青年人就业率最低,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个测试项目的本意,是评价各国学生的学习表现,然而,既然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归根结底是一系列与教育发展相关因素的函数,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测试结果间接地观察政府推动教育发展的政策力度、个人和家庭接受教育的热情,以及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激励。在西班牙也一度出现就业形势好,从而相对降低了教育回报率的情形。曾几何时,受岗位增加及工资上涨吸引,西班牙年青人提前离开学校,大多进入建筑业找到工作。这个故事是怎么结尾的呢?当危机来临,人人看到了这个国家持续存在着高达25%的青年失业率。

  其次,我们来看美国无就业复苏的根源。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度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导致许多青年人不上大学甚至不上高中,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低端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日益丧失竞争力,实体经济相对萎缩,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永久性地丧失一部分就业岗位,形成“无就业复苏”,那些受教育水平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的劳动者群体,则容易陷入失业和贫困状态,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扩大。

  乔布斯在去世之前,曾经安排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湾区一些知名企业家会面。座谈中,奥巴马问乔布斯:能不能把苹果公司在中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搬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不可能,除非你能够给我培训出3万名称职的工程师。”他的后任迫于国内压力,也趁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机,2012年开始尝试在美国建厂。即便有这样的举动,他本人对此前景也并不乐观,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合格的雇员。

  最后,我们来看“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在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曾经发展很快。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和对于教育质量的批评,促使政府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按照日本学者的估算,就劳动年龄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来说,日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不无相关的是,日本在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因未能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而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例如,全要素生产率对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37%跌落到1991-2000年的-15%,导致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迄今为止,日本经济已经失去了20余年。

  中国经济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点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加快从二元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转型。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摩擦性矛盾并存这一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度需求,应该成为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就业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总量上创造就业岗位,转向帮助更广泛的劳动者群体解决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治理顽固的自然失业现象,以及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未来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对职工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劳动者则很容易陷入就业困难,需要政策给予积极扶助,也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保护。一般来说,结构变化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果以保护岗位为由妨碍这个过程,则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作为个人,劳动者应该得到应有保护,而这就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功能。

  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劳动力市场脆弱性。农民工面临的特殊就业风险与他们在城镇就业却没有户籍身份密切相关。例如,每逢遇到宏观经济的下行,他们就要承受周期性失业;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家庭成员不能生活在同一地点,使数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难以良好解决;缺乏就业稳定性使新生代农民工过早离开学校,也不愿意接受必要的培训。因此,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使他们在基本社会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均等的待遇,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保护。

  最后,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加快教育发展速度,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这个领域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监管者职能与教育供给者职能的脱钩,消除教育领域的垄断,发挥社会办学的积极性,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类型,教育事业分别具有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一般公共服务(更高阶段教育如高等教育)和商业活动(培训等)等性质,应该允许多种办学方式存在和竞争。即使在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活动,也可以采取多样化的供给模式。例如,瑞典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上的多元办学,并借助教育券的方式实现了自由择校,既没有失去教育的公益性,也充分发挥了民间投资积极性,还扩大了选择和竞争,大幅度提高了教育质量。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点之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加快了从二元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转型。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摩擦性矛盾并存这一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度需求,应该成为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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